许剑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共同体基因与协商民主渊源-中华文化学院.docVIP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共同体”基因与协商民主渊源 【内容提要】 当代协商民主，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是中国参政党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形式。本文从中国古代“大共同体”社会结构的角度，阐述了协商政治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并认为当代协商民主具有浓厚的古代“协商政治”的文化传承。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协商民主必将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而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一、中国封建时代的“大共同体”农业社会结构 据说不少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而且美国居民对谁是总统、谁是国务卿，大抵没有什么印象，但大抵知道自己生活的社区里谁是镇长或市长。相反，中国人大抵知道皇帝是谁，却不知道县官是谁。即使生活在都市中，居民知道谁是中央领导的比率很高，但是知道省长、市长的比率很低。这种现象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大共同体”基因有关，而这种“大共同体”现象，是近代中国形成“协商民主”的重要文化基因。从清末的咨议局，到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从抗战胜利后的旧政协，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政治中的新政协；从当前发展两岸关系中的政党协商模式，到中国呼吁通过“平等协商”创造新的平等合理的国际关系的主张，我们都可以看到协商民主的影子和痕迹。 “协商民主”传统可以说源远流长。而其重要的文化基因，就是中国封建时代农业社会“大共同体”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文化传承。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对于中西文化差异之社会结构根源，曾经有一张非常形象的图示。梁漱溟先生绘制的中西社会伦理差异图。梁先生原注：一、以字体大小表示其位置之轻重；二、以箭形线一往一复表示其直接关系；三、虚线则表示其关系不甚明确。 从这一图示看，梁先生认为西洋重个人、轻家庭，个人生活的重心是自我和团体（社会），而中国则相反，个人淹没在家庭巨大的阴影下，看不见个人的存在，看不见团体的存在，只有家庭（家族）的存在。由家庭而家族再家天下。梁先生这个图中间可能缺少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国家与宗教。我们试着将这张图修改如下： 上图所示，西方社会结构中，个人和团体（社会、社团）重要，受宗教的影响，家庭和国家相对次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宗教，其社会结构与西方正好相反，家庭（家族）、国家重要，而个人和团体（社会、社团）无足轻重。 从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的关系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是“大共同体”，而非“小共同体”。所谓“小共同体”，强调村落、家庭(宗族)等小共同体的自治(相对于国家的干预而言)与和谐(相对于内部的分化而言)，即建立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以社会自治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社会结构，在这里社群成为防止国家、家庭对个人权利侵犯的关键。而所谓的“大共同体”，强调中华传统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鲜明的“国家(王朝)主义”，而不是社群自治，更不是“家族主义”特征，由于国家过于强大，非但形成不了跟国家抗衡的社团组织，甚至破坏了小范围内“家族”、“宗族”对乡村中生活的个人的控制。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社团组织，“家族”或“宗族”的破坏并没有造就“公民”，而是造就“臣民”。换句话说。国家实行的是“扁平式”的管理，直接控制个人；个人也把自己的利益和效忠，直接地与国家密切联系起来。而其中原本被人们认为重要中介的“小共同体”的“家族”、“宗族”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且直接对人民发号施令的地方政权不过是中央皇权的“执行”爪牙。 这样，中国在封建时代实际上形成了“臣民-国家”这样的以中央皇权为中心的辐射状的社会组织形式。几乎每一个个体臣民的利益和命运都取决于中央皇权的直接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大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下的臣民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形成中国专制体制下精英政治中“协商”的传统，构成今天的协商民主政治文化基因。 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更多地体现为“大共同体”特征呢？ （一）从经济基础看。具有制度奠基意义的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授地制而不是什么“土地自由买卖”，而秦代法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出—孔”的国家垄断，而不是民间的竞争。后来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自由买卖背后，实际上往往有政治权利的介入，造成土地集中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寻租。土地高度集中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于是农民战争和社会动荡（少数朝代是通过艰难的“变法”完成这一土地再分配过程），改朝换代。新皇朝建立后由于战争造成人口减少，土地抛荒，农民的土地往往是国家“授予”，因此土地的初始获来自皇权，黄恩浩荡，农民便成为皇帝的“子民”。土地不是自由买卖，而是国家垄断。这是“大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三）从思想渊源看，“儒表法里”是几千年封建时代的基本传统。法家政策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碍。因此法家在理论上崇奉性恶论，黜亲情而尚权势。最终力图形成“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结果。维持小共同体的、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