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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生借书说》 相关资料 一、关于作者。 袁枚（1716～1978），清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字子才，号随国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24岁。后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等地知县。40岁时绝意仕宦，辞官，定居江宁，在小仓山下筑园林，名日随国，居之以吟咏著作为乐。他擅长古文、骈文，尤工于诗。四方之士到江宁者，多至随园拜访求教。时人有言：“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享文章之名，盖末有及先生者也。”著有《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 《黄生借书说》一文，是袁枚写赠一贫寒书生的。这个贫寒书生向袁枚借书，触发了他内心的思绪。他感叹自己年少时因家贫而读书不易，叹息拥有充塞府库的书册的富贵者却束之高阁，弃置不读，由此而发感慨。文中的情思，发人思考，蕴含教益。 二、关于黄生。 黄生名允修，贫而好读书，这是文章中说到的。看《随国全集》，还可以知道： （一）他很年轻。《小仓山房文集》卷十有《赠黄生序》其中：“予喜其年甚少，意甚锐。” （二）所谓贫，只是非富豪子弟，不能多买书，《随园尺牍》卷四有《再答》黄生的 信，其中说：“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偶有所得， 必为辽东之豕。” （三）袁枚很器重他。《随园诗话》卷三：“黄允修云：‘无诗转为读书忙。’…… 余谓此数言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 （四）因为器重，所以很愿意帮助他，除了借给书之外，还支援一部分生活费用。《赠黄生序》：“又虞其家之贫，有以累其能也，为羞其晨昏，而以书库托焉，成生志也。” （五）他受乾隆时期学风的影响，想致力于考证，袁枚不赞成，希望他跟着自己走，学诗文。《随园尺牍》卷四《答黄生》：“来书自称生平安于古，悖于时，矜矜自喜。仆以为此妄语也。”《再答》：“近日海内考证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子之诗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 三、关于借书。 书多，人不能尽有，因而借书是常事。尤其在旧时代，五代以前还没有印本的时候不用说，就是宋以后，刻板不易，印数不多，得到书比现在难得多，想博览更要多靠借。借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收藏而借抄，一是为求学而借读。黄生借书属于后一类。 旧时代没有公共图书馆，借书很难。原因之一是有书的人不多。此外还有种种情况：书系珍本，为收藏者所珍爱，自然不思借出；书虽非珍本，或者因为常用，或者因为私有观念重，也就不愿借出，等等。守护不借，有的还定为戒条，如唐朝杜暹题其藏书卷末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宁波范氏天一阁挂有禁牌，文日：“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俸三年。”这样吝啬，看似可鄙可笑，实则不当专怨一面，因为书因借出而损坏甚至丢失的事也不在少数。远的不说，举清代为例，《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一部分原稿，（越缦堂日己）中的人册底本，都是借出丢失的，不怪乎俗语改“借书一瓴”为“借书一痴”，说借书与人是傻事了。 俗语“借书一痴”之后还有“还书一痴”，这就使藏书者更加怀有戒心。明朝钱毂可为这种心理的代表，他有个藏书印记，文日：“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借不还遭神诛，子孙不读真其愚。”借恐不还，形诸咒骂，可怜可叹，所以有的人就宁可一概不借，如袁枚青年时期遇见的张氏就是这样。一般人不会像张氏那样极端，但借书之难的情况还是不会变的，如明朝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说“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这样恭恭敬敬，谨小慎微，可证袁枚的“公书”，并为说以勉励借书的黄生，在旧时代是很难得的。 四、文化常识。 1.文体知识——说。 “说”是古代一种叙事兼议论的文体。这种体裁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策士们的游说，所谓“一人之辨（同“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就是指游说而言。把“说”扩大成为一种通用的文体，并且在文题上标出“说”字，是从唐代开始的。《师说》和《捕蛇者说》是其代表作。这些文章常就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提出精辟的见解，往往“发人之所未发”，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在行文上则讲究波澜起伏，迂回曲折，使人感到变化莫测，给读者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一般篇幅不长，言简意赅，犀利明快，切中时弊。形式活泼，不拘一格，以议论为主，但时时有记叙、抒情的成分，很能品出作者的个性特点。跟现代的杂文或杂感相似。 2.关于“七略四库”。 七略：西汉末学者刘向整理校订内府藏书，刘向的儿子刘歆（Xīn）继续做这个工作，写成《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著作，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略，要点，即“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见《汉书?艺文志》）。 四库：宫廷收藏图书的地方。唐朝，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