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第四章社会服务机构.pptVIP

清华大学的同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中有46.6%是由业务主管部门提供办公场所的，31.9%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室，8%租赁办公室，1.7%办公场所在领导或成员家中。从兼职人员所占比例来看，清华大学同一项调查表明，只有4.6%的非营利组织没有兼职人员，其余均有兼职人员，人数从1到4人到最多40人以上不等，即使那些没有专职人员的非营利组织也有兼职人员，这反映了许多民间组织与政府混合运作的情形。该项调查还表明，1998年度被调查的非营利组织中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补贴占到非营利组织收入的49.97%以上，政府提供的项目经费占3.58%，会费收入占21.18%，营业性收入占6.0%。民间组织收入严重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补贴。 1、资金 GONGO 2、干部来源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 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NGO中（见图3-1），有28.4％的NGO的主要管理干部是根据组织章程通过民主选举产生；23.2％的NGO的主要管理干部是由组织负责人提名并经主管部门批准；38.5％的NGO的主要管理干部是由主管部门派遣和任命；8.6％的NGO无特别的规则。还有1.4％的组织对此未作回答。 研究表明，在被调查的非营利组织中，根据组织章程民主选举产生管理干部的非营利组织不到30%，而近三分之二的干部或者直接来源于业务主管部门的派遣和任命或者由组织负责人提名并得到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3、内部运行行政化 4、没有独立性，做事要向主管机关请示 5、对政府政策影响不大 为测度我国NGO在这方面的作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中国NGO问卷调查”课题组设计的是NGO是否在上一年为政府部门提供过政策建议，提供的数量以及被采纳的数量等指标。 从调查结果看，在被调查的NGO中，1998年共有885家NGO向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提出过相关政策建议，占总数的58.7%；有556家NGO当年未向政府部门提出过相关政策建议，占总数的36.9%；另有67家NGO未回答。 在提出过政策建议的885家NGO中，有40%左右的NGO提出过1—5项政策建议，不到20%的NGO提出的政策建议在6项及6项以上；另有40%左右的NGO无回答。另外，在提出政策建议的NGO中，只有5.6%的NGO表示所提的建议未被政府采纳；有21.2%的NGO表示有1项建议被采纳；有15.8%的NGO表示有2—5项建议被采纳；只有不到5%的NGO表示被采纳的建议在6项以上；另有8.6%的NGO表示不清楚所提建议是否被采纳；43.9%的NGO无回答。 在被调查的NGO中，有42%的NGO表示在上一年向企业提出过政策咨询，有48.7%的NGO表示没有向企业提出过政策咨询，另有9.2%的NGO无回答。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有五分之二强的NGO与营利部门有联系，并为企业提供政策建议，但也有近一半的NGO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在提出过政策咨询的NGO中，有30%左右的NGO向企业提出过9项以下的建议；不到8%的NGO提出过9项以上；另有60%左右的NGO无回答。而在所提的政策建议中，只有不到35%的NGO表示所提建议被企业采纳过，另有60%左右的NGO无回答。 有人根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团体研究中心2000——2002年对北京、浙江、黑龙江三地社团组织大规模问卷调查结果对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 该分析表明：多数社团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发起成立的，目的是协助其进行管理工作；党和政府有关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政策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业务主管单位比登记管理机关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是通过推荐或派遣社团领导人、出席社团会议、参加社团活动、审查社团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派遣人员到社团任职并发放工资等方式影响社团；党和政府还通过在社团建立党组或选派党政官员在社团做领导来影响社团。 （五）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政策法规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型管理取向。而这种控制型管理的目的在于防止出现破坏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敌对民间组织，防止民间组织从事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活动，以免重现在一些国家如东欧和某些前苏联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公民社会对抗国家乃至推翻国家政权的局面。 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确定了社会事务管理中党和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格局，明确了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三大积极作用即提供服务、提出诉求和规范行为，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民间组织功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我国对民间组织的态度：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逐步成为主要的政策基调。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采取区别对待，选择性支持和选择性限制相结合的方针。 肯定、支持和鼓励 社区服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