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家暴立法的理想与现实》专题报道之二责任的追问.docVIP

《返家暴立法的理想与现实》专题报道之二责任的追问 　　共筑反家暴防线 　　与其他暴力相比，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暴力更具隐蔽性、频发性、周期性等特点，家暴一旦进入暴力周期，往往会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正因此，反家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介入，尤其是需要加强预防，从源头阻断暴力发生的风险。 　　综观世界各国的反家暴立法和实践，其核心制度是多机构合作机制，并着力于家暴的预防和控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通过政府主导，普遍建立起了警方、家庭、社区、学校、医疗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反家暴协同干预体系，为受害妇女、儿童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比如，许多国家都把反家暴列为中小学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必备内容；再比如，根据本国法律规定，日本各都道府县都设立了配偶暴力咨询服务中心，美国则设立了24小时免费畅通的全美家庭暴力热线服务。 　　在我国， 　　“防治结合、重在预防”的干预理念和模式也在日益成长。比如，每年3月8日妇女节、12月4日法制宣传日、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等重要节点，反家暴都是公共宣传的重心。在不少地区，针对学生、家长的反家暴教育，面向司法机关、妇联组织、社区、医疗机构的反家暴培训等等，也渐成常态。尤其是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国反家暴已不断融入社会救济的色彩，由于社区、公益组织、社会志愿者等多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少地区构建起反家暴的社会防线，及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司法援助、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以天津市为例，全市依托“半边天家园”所构建的社区反家暴合作网络，5年间共化解、处理各类矛盾纠纷34000余件，提供涉诉法律帮助2000余件次。2013年当地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家庭暴力普遍存在的比例，已大幅下降至仅为1.37%。 　　不过，由于缺乏明确、细化的制度机制，全社会参与、多机构合作的反家暴机制并未全面确立。颇为典型的是2013年发生的南京女童饿死事件，受害女童的母亲长期吸毒，对孩子不管不顾乃至监禁虐待，尽管当地派出所、社区、邻居等等对此均有所知情，并且不时伸出援手，但由于缺乏合作联动，最终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正因此。构建以“合作”“预防”为基调的反家暴干预机制，是反家庭暴力法的首要任务。草案为此明确规定：“反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为主、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原则。”依据这些基本理念，草案针对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和妇联、共青团、工会、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以及用人单位、中小学、医疗机构等重要的反家暴力量。分门别类、详细规定了宣传教育、业务培训、调解纠纷、制止暴力、心理辅导等诸多职责。 　　以立法形式将反家暴纳入协作型的社会化治理框架，构建预防、制止、救助一体化的长效型干预机制，无疑是反家暴理念和制度的历史性进步，彰显的正是反家庭暴力法的深层价值。 　　不过，全社会参与、多机构合作的反家暴机制联动运转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牵头统筹。法律草案将这一机构定位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按照目前的机构设置，实际上就是指“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但该机构既非决策机构也非执行机构，并不具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能否真正担当起组织、协调等职责令人担忧。正因此，如何建构一个强有力的主导机构，防止反家暴合作机制陷入有名无实的边缘化，避免责任空转乃至互相推诿等风险，仍是未来立法和实践必须破解的难题。 　　报告制度背后的义务与权利 　　制止家庭暴力的前提是及时发现并向警方等相关机构报告求助。但在现实中，往往是受害者的沉默导致家暴长期处于隐秘状态。尤其是未成年人，自身缺乏抗争能力，其家庭成员出于亲情顾忌，除非出现极为严重的伤害后果，一般也不会向警方报案。因而对于此类弱势群体，更需外界的关注和介入。 　　2015年4月曝光的南京养母虐童案，正是因为具有责任心的学校教师报警才导致警方介入调查，最终保护男童免受进一步伤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遭到家暴伤害的孩子都有这份幸运。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许多人认为管教孩子是外人不便插手的家务事，即使发现严重的家暴行为，也未意识到应当及时报案，或者即便有所意识也不愿付诸行动。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2008年至2013年媒体披露的未成年人遭受家暴案件的样本分析就显示，邻居、市民、村民等与未成年人可能存在密切接触的人员报案的占32.85%，医务人员、教师等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员报告的案件仅占10.61%。由于案件未能及时报案，不少受害未成年人长期反复遭受暴力侵害。典型一例是。一名12岁女童两岁时，母亲就因不堪家暴而离家出走，其后女童便成为父亲的出气筒，滥施家暴持续10年之久，直到女童的眼睛、腿被打残，外祖母报案才得以案发。需要指出的是，媒体曝光的多为后果严重的家暴案件。现实中未成年人所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