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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改革探析 　　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历史很短，但是发展很快。从1980年税种开征到1994年税制改革，全国个人所得税规模从16万元上升到72.67亿元。2013年个人所得税已达6531亿元，是1994年收入规模的90倍。此外，1994-2013年，个人所得税占全国GDP的比重由0.15%上升为1.15%，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39%上升为5.06%，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由1.43%上升为5.45%。 　　改革的不足 　　税源范围相对窄小。据统计，OECD（经合组织）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1%，高于中国内地10个百分点。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28%，高于中国内地20多个百分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范围相对窄小。与我国正列举应税所得项目不同，在一些发达国家，不管收入来源如何，取得形式怎样，只要能增加个人税收负担能力的，比如减少债务和获得服务等，都可以纳入所得的范围。 　　分类税制税负失衡。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是按类设计，分项计征，未能根据一个人的综合纳税能力实行相对一致的累进税率。这种分类税制随着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其在税负公平上的失衡就日益突出。比如，来自不同应税项目但收入相同的纳税人，其缴纳的税额可能不同；又如，所得来源单一的纳税人可能比所得来源复杂的纳税人税负重；再如，综合收入较高的人全年累计纳税不一定更多。 　　计税方式差异较大。在计税期间方面，按次计征、按月计征、按年计征并存；在计税方法方面，应税所得额的计算存在多种计税情形；在适用税率方面，除了比例税率外，有3种累进税率（劳动报酬加成征收是另一种形式的累进税率）。同为累进税率，工薪所得的税率与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的税率不同；同为劳动所得，工薪收入与劳务报酬适用的税率不同。这些差异既给征纳双方带来不便，又给避税偷税提供空间。 　　扣除制度不尽合理。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主要采用定额和定率两种扣除方法，未能充分考虑地区差异、通胀因素以及家庭生计等因素。比如，东西部地区的收入标准和物价水平是不相同的，地方缺乏调整扣除标准的权力；又如，历次扣除标准的调整主要通过修法方式进行，缺乏与物价水平挂钩的自动调节机制；再如，费用扣除的范围尚不能适应正在进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个人所得税提出的与之配套的要求。 　　税收待遇内外有别。我国纳税人不仅扣除标准低于外籍人员，而且扣除项目也与外籍人员有较大差距。比如，外籍人员以非现金或实报实销方式取得的住房、探亲、出差等补贴免于征税。又如，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而我国纳税人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只能根据持股时间长短实行差别征税，其从非上市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则需全额计税。 　　居民标准过于宽松。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一个年度内在境内住满183天作为税收居民的标准。而在我国，无住所个人在境内住满1年才是我国税收居民，而且连续住满5年后才需要就境外所得中境外支付的部分在我国纳税。不仅如此，如果其在第6年以后的年度中境内居住不足90天，可从再次住满1年的年度起重新计算5年期限。 　　税收法定严重滞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只有15条，实施条例只有48条，实际执行中主要依据200多份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变更频繁，疏漏难免。比如，原有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评估增值的税收文件废止后，后续规定仍是空白；又如，对个人投资理财产品如何征税至今没有明确；再如，对独资合伙企业中个人获取的其他公司的投资分红，有文件规定按照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计税，也有文件明确作为股息红利单独处理。 　　改革的阶段和措施 　　在各方面条件尚未配套的情况下，改革应该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修改征管法为契机，围绕自然人登记、推动部门合作、加强源泉控管，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创造外围条件；第二阶段，就扩大征税基础、完善扣除制度、整合应税项目、统一内外政策、确定综合所得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第三阶段，在专项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方案组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再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的形式推动改革。 　　根据上述思路现就个人所得税改革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关于完善征管条件。得到征管支撑的税制才是好税制。要以征管法的修改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征管条件。比如，解决自然人身份识别问题，加强涉税信息的归集和处理，构建与银行信贷、社会保障、特种消费相联系的信用体系。又如，通过强化银行结算和加强印花税管理，提高对交易信息的采集能力；再如，探索建立以扣缴单位信息、自行申报信息、第三方信息和税务机关整合信息为主的“四位一体”的信息管税新格局。 　　关于拓宽税源基础。将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是首先确定不征税的项目，除此之外均为税法规定应予征税的收入；二是明确个人收受任何来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