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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法律意识现状探析 　　[摘要]进入城镇生活的农民作为新兴群体在农民工中所占比重不容小视，其受教育程度在提高，但法律意识却相对薄弱。其法律知识储备不足，有学习法律知识的需求但获取途径狭窄，有一定维权意识但缺乏主动性，对法律的认知存在偏差。多途径地开展针对性的法制教育，提高农民市民化法律意识，是当前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法律意识；现状；法制教育 　　一、农民市民化的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的出现时间并不长。作为官方正式用语，首次出现是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从官方的角度强调了需“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但学者和媒体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则在此前10年就开始了。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在2001年，学术刊物上就出现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提法，之后“城市青年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等词汇陆续出现。从能够查阅到的资料看，媒体对此的关注，则起始于2004年，当年2月23日《浙江日报》发文《关注民工“新生代”》，使用了民工“新生代”这一提法。之后关于相关报道，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2010年起成为官方正式用语后，农民市民化问题愈发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但各方对农民市民化的具体界定，却并不相同。中央一号文件也未明确界定。缘起“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名词的特殊性。首先特殊在“农民工”这个身份名词上。作为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群体，“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产物，是带有时代烙印和身份歧视色彩的称谓，弃用之声不断，但却沿用至今未曾被新名词所取代。其次特殊在“新生代”这个限定词上，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的老一代而言的，是具有代际色彩的修饰语。争议和分歧主要在于几年算一代，以及是否要细化为“第二代”“第三代”等问题上。 　　本文认为，社会各界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新兴群体是为了解决问题――这个新兴群体的出现，使得尚未解决进入城镇的农民问题又增添了新的问题和难度。基于解决进入城镇农民问题的共同的出发点，加之这个新兴群体还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对其界定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本文倾向于将其界定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出生和成长起来、户籍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群体。这也是被多数人认可的一种界定。 　　年轻代农民市民化群体虽然还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稳定性，但其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已不容小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3年全国进入城镇工作的农民总量为26894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市民化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都曾普遍面临着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的问题，而我国的问题尤其突出。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关注其中的重要群体――农民市民化，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和法制意识现状，对于解决农民进入城镇工作问题，无疑是有帮助的。 　　二、农民市民化法律意识现状 　　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于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心理态度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它直接影响着或指导着人们的法律行为（如对权力和义务关系处理的行为），是人们遵纪守法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保障。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护一个民族的精神”。可见，人们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律的遵守和良好法律秩序的实现。 　　农民市民化作为特殊的农民群体，同时也是特殊的青年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其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工业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关注并了解他们的法律意识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意义重大。 　　为此笔者做了“关于农民市民化工作状况和法律意识的调查”，该专项问卷调查通过走访、电话访谈、发放问卷等形式在上海各区县进行，发放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54份。本次专项问卷调查样本数不具典型性，但也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问题。根据本次专项调查的统计数据，再结合日常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的法律意识程度依然不尽如人意。 　　（一）法律知识储备不足，适应环境能力受限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人们法律意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