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金融双雄前传.docVIP

京沪金融双雄前传 　　北京与上海，是当今中国金融界的“双子星座”。这一格局，在将近一百年前曾经出现，并受到民间和官方热议。在京沪金融双雄格局形成之前，是山西银行家整体溃败、上海银行家群体崛起、国家银行在京城的发展和外国银行的竞相登陆中国。 　　山西银行家的整体溃败 　　1913年深冬，朔风凛冽。一队队行色匆匆的人马，行进在前往平遥、祁县、太谷等山西票号总部所在地的路上。这些包括前清官员和富绅大户在内的人马，是些经历辛亥巨变、赶来向票号东家催要存款的各地债权人。 　　自从平遥商人雷履泰1823年创设的日升昌票号开张后，平遥、祁县、太谷等地的票号开始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有着现代银行“乡下祖父”之称的山西票号，开始了数十年执金融界之牛耳的辉煌。 　　然而，辛亥变起、清朝覆亡，依附其上的山西票号开始雪崩。重重危机和厄运叠加，使山西票号遭受致命打击。 　　辛亥革命（1911年）发生后，“时局大变，土匪蜂起”，山西票号设在各大城市的分号或现银遭劫掠、或店铺被焚毁，金银财物损失无算。天成亨、日升昌、蔚泰厚、协同庆等12家山西票号事后向北洋政府财政部递交的一份文件显示，仅成都、汉口、北京和天津等8个地方被劫掠的现银即达138万两之多。 上海中山东一路6 号，原中国通商银行，马礼逊洋行（英）设计，1897 年竣工，是外滩现存最老的建筑之一，跻身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壬子之乱（1912年）继续给山西票号以重创。譬如，3月2日，天津繁盛街区被散兵劫掠焚烧，众多商户和票号财物荡然一空。 　　如果说银钱被抢和店面被烧，是山西票号遭受的“硬伤”，那么，纸币贬值则使票号“内伤”累累。一方面不得不依市场上流行的折扣率给客户兑换现银，一方面为维持良好信誉而不折不扣地对外清欠。 　　随着清王朝覆灭，与之接托深厚的山西票号走向深渊。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崩塌。 　　其实，没等清朝覆灭，山西票号在业务方面已经备受新式银行挤压。而面对新形势，山西票号的总经理及其东家反应迟钝，向现代银行转型时，机会一次次在犹疑中失去。 　　1913年，声名显赫的协同庆、协成乾、大德川、义成谦票号倒闭;1914年，合盛元、大德玉、志成信票号坍塌……平遥、祁县、太谷那些巍峨耸立的深宅大院，失去了金钱的内核，徒留辉煌的外表。 　　山西银行家左右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有着现代银行理念的江浙银行家群体，适时地出现在了上海街头。 　　上海银行家群体的崛起 　　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挂牌，总行设在上海，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出任银行首任督办。 　　与同一时期山西票号经理偏向保守与固执的性格不同，与其后山西票号寻求变革而找不到外援的情形也不同，在上海诞生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有效地借助了当时的各种力量。 　　由投身于洋务运动的盛宣怀发起中国通商银行，以当时亚洲实力最雄厚的汇丰银行章程为蓝本，用人办事借鉴汇丰。为便于同在华外资机构和外商业务往来，通商银行聘请曾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英国人美德伦为银行总大班，北京、天津、香港三个主要分行同样聘请洋大班。为配合洋大班，以及便于同钱庄票号打交道，同时设立华大班，聘请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经理陈淦为首任华大班。 　　在中国现代商业银行草创时期，买办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先锋角色。新式银行中出现了一批买办的身影：1906年9月成立的上海信成银行，是中国银行史上第一家商办储蓄银行，主要发起人、知名买办兼实业家周廷弼出任该行总理;1908年成立于上海的四明银行，大买办虞洽卿、朱葆三参与投资创办，虞洽卿且为初期的实际负责人;1914年总部由杭州迁入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买办樊树勋出任总经理;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时投资最多的买办庄得之被推为董事长…… 　　民国时期，工商业蓬勃发展，一大批拥有银行知识和现代观念、留学归国的金融英才崭露头角、迅速崛起。1916年爆发的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则是这批新型银行家集体亮相的重要一幕。这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京津等城市先后发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提存挤兑风潮。为防风潮扩大，5月12日，北洋政府下令中行和交行，即日起对已发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停止兑现付现”。 　　停兑令发布，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H紧急磋商后认定，如果遵命执行，中行将信用扫地。要维护金融生命，只能“寄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 　　在征得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蒋抑卮、李铭和陈光甫同意及全力支持后，中行上海分行置北洋政府停兑令于不顾，照常兑现付现。这场挤兑风暴挺过后，巍然屹立上海滩的中行上海分行名声大振，宋、张更被视为不屈从北洋政府的“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此一时期，这批新式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