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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博弈 　　摘要：二元权力结构理论主张，大学内部权力主要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构成。由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二者关系的处理问题一直是现代大学在维系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着大学的兴旺发达。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学内部的主要权力在运行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但二者在基于行为信念选择一致性的基础上，通过协调与合作，打造忠诚于大学理想的文化，大学内部的权力主体能够寻求最优策略，构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博弈模型，从而推进大学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 协调博弈 　　历经千年风雨洗礼的大学尽管面临着危机和挑战、质疑和指责，仍然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社会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职能。随着大学的发展，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尤其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关注的焦点从二者的冲突发展到二者的协调，非此即彼的误区产生了诸多的疑问和困惑。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权力如何界定？利益如何分配？价值如何追求？规则如何制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纠缠不清，致使大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值得深入反思的现象：诸如，学术会议中，绞尽脑汁的桌牌摆放次序；介绍词中，行政职务和代表学术造诣的职称称谓并存；更有甚者，用行政手段直接干涉学术事务的现象，比比皆是。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事实，严重地削弱了大学教育性和学术性的内在属性，大学的核心价值追求受到严峻的挑战。上述现象反映的是大学内部主要权力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无怪乎，阿什比发出这样的慨叹，“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1] 　　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决定着大学的发展，将协调博弈理论应用到高等教育领域，强调的是协调博弈理论在解析二者关系上的工具价值。协调博弈存在着多重纳什均衡，其“强调参与者行为信念选择的一致性”，[2]即参与者既得利益不仅依赖自身行为策略的选择，同时依赖对方行为策略的选择，因此双方的行为信念，以及对于信念的预期在行为选择时尤其重要。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能否协调意向均衡？二者是否具有统一的行为规范？能否确立相互信任的信念？协调的结果对利益的分配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协调博弈理论重新审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构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博弈模型，分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选择的策略情境及其利益主体之间的均衡，从而揭示大学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必将有助于完善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大学的长远发展。 　　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一）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综述 　　国外关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经典研究当属加拿大学者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以及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所著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约翰?范德格拉夫运用组织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比较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美国和日本七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权力结构。运用结构的等级性和决策的内聚性分析权力结构的特征，进一步研究系列讲座、学部、大学、联合大学、州政府、中央政府六级组织层次以及总规划与决策、预算与财政、招生办法与入学机会、课程与考试、高级与初级教学人员的聘任、研究的决策模式六大政策领域。 　　伯顿?克拉克从组织的观点阐明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工作、信念、权力。克拉克认为“各种不同的群体有着自己特定的利益和信念，甚至有自身的神话和游戏规则”， [3]因此群体、信念、利益、规则构成了法定权力模式。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权力形式表现为：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以及系统权力。扎根于学科的权力具体表现为个人统治、学院式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院校权力具体表现为董事权力、官僚权力；系统权力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力、政治权力、全系统学术权威人士权力，各种形式的权力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全景图。在分析各国权力分配的模式时，克拉克抓住了权力结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即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大学中是如何分配的，谁在大学中占统治地位，概括出四种权力结合模式：大陆型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以及日本模式。 　　克拉克从广义的范畴对学术权力加以理解，在他看来，学术权力即高等教育管理中各个层次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因此，王世权、刘桂秋认为：西方学者关于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模糊界定，取决于二者关系的定位，行政权力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由学术权力衍生的，行政权力服务并服从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服从与服务性质，使得权力的运行秉承“大学术、小行政”的理念，符合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价值逻辑。[4] 　　国内关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研究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并逐年上升成为热点研究问题。相比国外研究，国内研究则以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概念为起点，注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