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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若干思考 摘要：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国内粮食供需市场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难题，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现有的粮食直补政策因为潜存的政策实践悖论，难以化解粮食市场的结构性失调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农业经营上应该鼓励发展以生态农业发展为导向，以土地村社所有权实化后的村民自治组织或土地信托合作社为依托，以组建土地经营权可以抵押贷款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手段，以构建农业保险体系为保障，以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和财政支农力度为支撑，夯实农业经济发展基础环境的经营模式，努力确保留守村庄的青壮年农民能够获得与外出务工农民均等的劳动报酬，从根本上打破农业经营上存在着的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从而保障粮食供给的持续稳定增加。 关键词：结构失调 粮食安全 政策悖论 农业经济模式 2006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出现了短期内不可逆转的上涨趋势，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屡创新高。2007年，国际市场上小麦、大豆、玉米价格分别上涨112％、75％、47％，过去３年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今年3月份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更创下历史新高，小麦、大豆、玉米和大米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137.5%、79.2%、36.4%、66.6%。目前，国际市场稻米价格达19年来最高点，小麦价格创28年来新高[1]。全球粮食市场面临严重的供给危机，主要粮食出口国纷纷限制粮食出口的规模和数量，导致主要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粮食供给危机，威胁着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中国的粮食产量在最近几年出现了稳定的增长趋势，国内粮食供给在短期内还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是国家也加紧了对粮食出口的控制力度，危机意识一直存在。而且，从长远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不乐观，供需结构性失调的矛盾将会长久存在。 一、当前国内粮食供给市场面临严重考验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压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最近几年，我们曾先后到河南、湖北、山东、安徽、吉林、辽宁等多个粮食主产省份进行调查。实践经验说明，当前中国主要粮食产区的农田经营大多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经历税费改革之后的短暂上涨之后已经开始回落，粮食供给不足的矛盾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1、现有的土地制度和流转办法不利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连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鼓励农民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基础之上加快探索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呼吁，各地也都在实践中尝试探索通过组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或鼓励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的办法来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然而，就实践的效果来看，现有的土地制度和流转办法还存在诸多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诉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比较明显的有两个：一是30年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分散的土地固化到单个的农户家庭，人均“一亩三分地”的户均水平本身已经不能满足规模化的发展要求，而且还进一步的零碎化，每户的土地分散到多个零散的地块，难以集中起来；二是当前的土地流转是在农户相互之间进行的，是单个农户对单个农户，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成本非常大，流转承包合同不规范，违约事件多有发生。而且即使单个种粮大户转包了上百亩土地，土地分布依然难以集中成一块种植，机械化的耕作依然面临难题。 2、瘫痪状态的农业基础设施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和农田经营的风险。农村市场化改革战略启动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一直都处于下降状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取消了共同生产费的征收，也逐步取消了农民承担着的义务工和积累工，而国家的财政投入还远不能满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需求，“一事一议”的制度设计大多都成了摆设，导致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和重建均面临困境。国家的政策切实减轻了农民的显形负担，但是瘫痪状态的农业基础设施却大大增加了农民必须承担的农业生产中的隐性成本。同时，随着全球气候的改变，旱涝、霜冻、冰雪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在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农田经营的自然风险。 3、长期的石油农业耕作模式造成土壤有机质的下降及对农药、化肥等生产要素的严重依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分田单干的农民获得了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农药、化肥等石油化工类生产要素开始投入到农业经营领域，并在数量和品种上都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这在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实践中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农业经营模式。以粮食主产区河南省新野县为例，根据《2007新野统计年鉴》显示，1978年全县67.0千公顷的常用耕地面积施用化肥折纯量4180吨，1980年农药施用量530吨，到2004年该县常用耕地面积减少到65.9千公顷，化肥施用折纯量达到三十年来的最高点99131吨，2005年化肥施用折纯量也达到三十年来的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