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平案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罪”的法律探讨.docVIP

潘耀平案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罪”的法律探讨 　　近期，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沟门卫生室乡村医生潘耀平给患者陈泽荣实施医疗行为被地方法院认定构成“医疗事故罪”一案引起各方关注，作者认为几个相关法律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如何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联 　　在患者未行尸检致死因不清的情况下，是否可确定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第335条规定医疗事故罪：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罪之成立要求医疗行为必须与患者的死亡或严重损害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患者的死亡结果不是因为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导致，而是因为其他因素的介入所致或其他医务人员行为导致，意味着行为人在医疗过程中的行为与患者死亡结果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不能认定行为人承担“致使就诊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需特别注意区分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民事法律在寻找致害人和救济受害人发生冲突的情况时，将首要价值取向定位为对受害者的救助，遵循“怀疑从有”的原则。所以，在民事司法审判中宁可将一种不确定但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认定成立，目的是让每个今天虽未受伤但可能受伤的社会公众产生“安全感”。但刑法上，在寻找加害人和惩罚加害人发生冲突的情况时，将首要价值取向定位为对真实加害人的寻找上，即在刑事责任追究过程中，如果存在不确定但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时，不能简单以此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应遵循“怀疑从无”原则，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在认定是否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时适用较为严格的绝对因果关系理论，更利于限制国家权力滥用；对于民事救济中的医疗损害，应适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更利于给予受害人民事救济。 　　本案仅凭患者在输液后出现“腹痛”“脸部红斑”即诊断过敏性休克，显然依据不足。即便是过敏性休克症状，也是不典型过敏性休克。从目前包头市医学会、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所做的3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文书内容看，虽都表述为过敏性休克，但并未具备过敏性休克诊断的硬指标，仅是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做出的主观推测性诊断，并非确定性诊断。 　　事实上，患者在卫生室就医前已有呼吸系统感染症状4天，入住包头市中心医院后进一步恶化，乃至出现40.5℃高热伴精神萎靡、神志不清等，查体双肺可闻及细小湿??音，血液检查中性粒细胞偏高、嗜酸性粒细胞不高，痰涂片找到革兰阳性球菌，血降钙素明显升高，胸部X线片示渗出性病变，医院当即诊断肺炎。上述症状、体征提示患者存在重症细菌性肺炎并发感染性休克。如诊断过敏性休克，需有血清总IgE异常，但在包头市中心医院住院期间并未见该指标异常。所以，诊断过敏性休克缺乏依据。即便包头市中心医院作出过敏性休克诊断，也是在患者入院后第二天。我国乡村医院均不具备血液检查条件，要求潘耀平医生在发生上述病症当时就作出过敏性休克诊断，显然牵强。 　　由于包头市中心医院在该患者后期治疗中违反规定―大剂量使用镇静剂（在水合氯醛、苯巴比妥镇静药物基础上超正常剂量近10倍使用镇静药物咪达唑仑），也不能排除为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本案患者输液后出现的异常情况到底是输液反应还是过敏性休克，目前难以确定。诱发、加重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进而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既可能有输液后的过敏性休克，也有感染性休克可能，还有后期包头市中心医院违规用药等因素，因此死因不清。从法医学鉴定角度看，搞清楚真正死因并不困难，就是对遗体做法医病理学解剖，然而本案未行法医病理学解剖，丧失了厘清真正死因的最佳时机。由于患者死因不清，自然无法确定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是否具有刑法所要求的因果关系。不能确定死因时应按照我国相关证据规则规定，由拒绝尸体解剖一方承担不利后果。 　　何为刑法上的严重不负责任情况 　　潘耀平的医疗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所要求的严重不负责任情形。 　　医疗过错分为技术性过错和责任性过错，唯有责任性过错才可能以医疗事故罪追究相关医务人员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56条，对医疗事故案中的“严重不负责任”进行了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应予立案追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严重不负责任”：（一）擅离职守的；（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疗救治的；（三）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的；（四）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五）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的；（七）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本案医生对患者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责任性过错，是争议的关键，但此前多次鉴定均回避了该关键问题。而从数次鉴定提及医者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