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婚姻里，我不想成为郎咸平.docVIP

至少在婚姻里，我不想成为郎咸平 　　 　　不喜欢我做什么，我偏要做 　　那天，郎咸平父子再次不欢而散。这次相聚本来有一个好的开头――郎咸平有两天空闲时间留在上海，他给儿子打电话：“你来接我，我想到你家坐坐。”儿子和媳妇兴高采烈地来接他，可温馨的气氛却从汽车拐上通往浦东的高架桥后发生了变化。 　　进屋后，不等儿子坐下，一路沉默的郎咸平终于忍不住开口责怪：“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你别开快车，你偏开快车;你对老婆也不疼爱些，她有孕在身，一旦出事怎么办？”郎世玮也感到愧疚和后怕，可父亲骂他的话却触到了他的痛处：“疼不疼老婆我自己知道。你是婚姻家庭的失败者，没资格教训我。” 　　13年前，郎咸平给自己的第一次婚姻画上句号，正在念初一的郎世玮不得不与母亲和弟弟相依为命。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郎世玮，背着母亲去混黑帮。上高三那年，他因为与人打架而被学校开除。 　　“父亲”，成为郎世玮的敏感词――只要是父亲反对的，他就极力赞同;反之亦然。父亲不建议他创业，认为做职业经理人更稳定，可他却在工作最稳定时开始创业之旅;父亲讨厌他开快车、开豪车，可他不仅创办了一家租车行，还专走豪车路线――20多辆车全是法拉利和蓝博基尼。 　　父母失败的婚姻，给予郎世玮的不只是叛逆情绪的刺激，还有生活习惯的形成。 　　穷惯了，穷怕了 　　离开儿子7年后，郎咸平在一次午餐后察觉出他们父子之间的问题。2001年，郎世玮难得听从父亲的建议，辞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工作，回国内发展。 　　咸郎平来深圳看儿子，邀请儿子去西餐厅吃饭。落座不久，行事果断的郎咸平便定下了自己的餐品，郎世玮却慢条斯理地一页页翻看菜单。“能不能快点？”郎咸平催促儿子。郎世玮道出了一句话：“换个地方吧，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贵的菜。” 　　郎咸平愣了几秒钟，红了眼圈。“什么时候能吃个饭不先去看旁边的价格呢？”他丢下菜单，摘下眼镜，难过地走出餐厅。做父亲的他意识到，贫困也许只是自己上一段婚姻的内容，可对儿子来说，却是从3岁到21岁时如蛆附骨的噩梦。 　　郎世玮3岁那年，郎咸平将妻儿接到美国。彼时他不过是个穷学生，妻子没有工作，两人经常为缺钱而争吵。为了补贴家用，语言不通的妻子平时做保姆、周末做计时小工，还做过唐人街的缝纫黑工。即便如此，收入最好时他们一周也只有20美元的生活费。 　　郎世玮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出差到别的城市去，临走前母亲想为父亲改善一下伙食，一家人就吃了顿火锅。父亲走后，母亲舍不得倒掉火锅底汤，又用底汤做了菜。当晚，母子几人因食物中毒被送往医院急救。这样的情况后来时有发生，比这更糟糕的则是连饭都吃不上。 　　父亲终于攻读完博士学位，家里的经济状况眼看有所好转，郎世玮却经历了父母离异、父亲远去香港的变故。尽管郎咸平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但身心疲惫的母亲既没有精力照管离经叛道的郎世玮，也没有更多能力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浸泡在贫穷与浪迹街头的浑水里，郎世玮将对金钱的敏感和自卑烙进了他整个童年与青少年的记忆。 　　两代人的婚姻观 　　郎咸平没想到放弃第一段婚姻会给儿子带来如此大的伤害。尽管在他看来，也许这段婚姻从相识时就注定了分手的结局――他和前妻相识于台湾，郎世玮的母亲当时是出生于台北乡下的普通公交车售票员，姥爷是教书先生，姥姥没什么文化，这样的家境与教育成长环境自然不能和书香世家的郎咸平相比。但热恋中的年轻人不会考虑太多，直到婚姻里的频繁争吵磨光了两人的感情。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郎咸平抱着这样的认知，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后不久又成婚了，但这段婚姻也没有维系多久。2004年，他决定第三次走进婚姻。这时，他突然想听听儿子的意见：毕竟儿子23岁了，心智足够成熟，可以和父亲来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交流。 　　郎世玮情绪失控，发泄暴怒：“你都离了两次婚了，为什么还要成家？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一次婚姻走到底！”也许是郎世玮的态度太过激烈，或者是郎咸平认真考虑了儿子的感受，他再也没提再婚的打算。 　　“一次走到底”的誓言让郎咸平明白，儿子与自己在婚姻观上的分歧――一个不断追求婚姻的极致，而另一个只想简单的白首不离心。对于儿子的择偶观，郎咸平也以同样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不客气。 　　2005年，郎世玮将未婚妻领回家。女方的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在公安局上班。对这个普通市民家庭出身的儿媳妇，咸郎平不甚满意，他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认为做事顾大局、识大体能做贤内助的大家闺秀，才是儿子择偶的上选。 　　郎世玮不只是出于与父亲唱反调的心态，他更相信风雨同舟磨合出的伉俪情深。父亲不同意，他干脆和女方领了结婚证。 　　我从来不是富二代 　　郎世玮深知自己的家境――“郎咸平的儿子”不过是看似光鲜的头衔。富爸爸穷儿子，在外人看来是富二代的他，其实是真正的“月光族穷人”。 　　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