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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演进的社会学分析 　　【摘要】20世纪上半叶，DDT在防治农业病虫害，减轻疟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生存的土壤和所带来的变化是社会性的。本文将DDT置于社会语境下，从技术社会学的视角探讨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试图解释DDT从“天使”到“魔鬼”再回归理性的曲折命运的前因后果，勾勒一幅技术发展与社会选择双向作用的历史发展图景。 　　【关键词】技术社会学;DDT;技术评价 　　科技赋予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科技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子系统，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背景下，学者开始对工业社会进行剖析和反思，他们将矛盾的根源指向科技，尤其是技术。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技术史、技术哲学、技术管理学等等。显然，在上述诸多研究进路中增加社会学的视角，将使技术论研究的体系更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当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制约愈来愈密切和错综复杂，不将技术、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考虑就既不能把握技术，又不能把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技术社会学的考察更具现实意义[1]。本文以DDT（化学杀虫剂）的历史发展为背景，运用技术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该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一方面从社会各主体对DDT的选择和建构中明晰社会对其发展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从DDT的发展对社会带来的多重影响，试图解释其从“天使”到“魔鬼”再回归理性的曲折命运，勾勒一幅技术发展与社会选择双向作用的历史发展路径。 　　一、DDT的发展历史 　　1.1 成名之路 　　DDT是闻名中外的化学杀虫剂。1874年由德国化学家蔡德勒首先在实验室中合成;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经研究发现DDT具有杀虫特性，后来经过改进，于1942年正式投放市场销售和应用;1943年，美国农业部在实验中采用DDT杀灭马铃薯甲虫，确证DDT有很好的杀虫效果;在1944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战役中，DDT在几周之内为士兵中战胜斑疹伤寒流行病带来福音。经实践检验，DDT既是农业生产中战胜虫害的有利手段，同时又是医疗卫生中根绝传染病的良药。米勒也因此荣获1948年世界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2 厄运降临 　　然而，60年代初，英国女作家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描绘了DDT及其同类或其他类杀虫齐对环境的毁灭。1970年包括瑞典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明确颁布法令，禁止使用DDT;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DDT;2001年5月22日POPs公约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通过，POPs，是Persist Organic Pollutants的简写，中文翻译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DDT位居名单第四。 　　1.3 DDT的回归之旅 　　“室内喷洒DDT仍是对付疟疾最好的办法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抗疟疾运动的负责人科奇说，“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十种杀虫剂中，最有效的就是DDT。”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对DDT的禁令，允许部分地区重新使用这种杀虫剂，他们希望让DDT重新回到疟疾控制的清单上。一直热衷于抗疟运动的美国参议员科伯恩说：“室内喷洒DDT就如同给整个房间罩上了一张驱蚊网，如果对此还摇摆不定，那么最大的受惠者将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蚊子，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全球受到疟疾威胁的3亿多儿童。”[2]与30多年前遭禁用时的轰轰烈烈相比，DDT这次“回归”多少显得有些低调和出人意料。 　　二、观点博弈 　　DDT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展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不仅收获了无数的荣誉和褒奖，也经历了被人类唾弃的悲惨命运，至今人们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DDT会遭遇如此不同的命运，除了技术因素外，背后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支持方和反对方各自的观点，然后对DDT的社会评价、社会角色进行阐述，从技术社会学角度解释正反两方观点差异的缘由，引发一些思考。反对方的观点：DDT的杀虫范围很广，所以又被称为“万能杀虫剂”。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杀昆虫，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误杀[3];毒性通过食物链传播，并且会随着水土流失危及江河湖泊和海洋生物[4]。支持方的观点：DDT的禁用和严格控制，导致疟疾在俄国和阿根廷等地重新复燃[5];在自然状态的土壤中，DDT的毒性最多只能保持两周。同样，在海水中90%的DDT会在一个月内失去毒性，无法长期存活[6] 　　三、技术的社会评价 　　DDT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成名于二战，在六七十年代遭到大规模禁用，到本世纪初才获得解禁。要想深入了解这一波三折的曲折命运的背后，就应从技术与社会双重作用的视角去展现和反思各种权力结构在其发展中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