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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图书出版管理内容体系的探讨 　　摘 要 明代是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鼎盛繁荣时期，究其原因是纷杂多样的，但与其相对完善的出版管理密不可分。通过对这一时期出版管理内容体系的探讨，于我们当今的出版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而促进现今出版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图书市场；出版管理；版权保护；图书贸易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41-0055-02 　　我国图书出版事业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龟甲兽骨上的刻画和青铜器上的铭刻。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石刻、金文以及手工抄写、刻书等，都演变为了出版的雏形。先秦时期的竹简、木渎也为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到来进行了良好的铺垫，同时私人藏书、编书也较为流行，但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并未形成市场化。两汉时期造纸术有效地推动了文字出版发展，据文献考证，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书籍贸易，这也是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萌芽。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繁荣、正式出版物的发行和佛教经文的流行，都为政府主办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宋代印刷术的改进与繁荣进一步从技术上推动了出版的发展，对后来的官办和民营出版事业全面繁荣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到了国势强盛的明朝，可以说万事俱备，图书出版事业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 　　关于为何选择明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笔者理由如下：首先明朝之前，各朝代的图书出版物并未形成市场规模，并缺乏市场意识和管理意识，并不具备鼎盛繁荣的时代特征。其次，明代之后的满清王朝，由于文字狱等重大政治原因，书籍出版事业实则并不如明朝兴盛，因此从研究价值来说，相比明代还是缺乏质变性的转折点与承前启后的地位。再者，明王朝作为历史上汉人最后的中原王朝，具有其他朝代不可比肩的文学高度。从励精图治的历代皇帝大力倡导图书编辑出版，到掌控内阁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集团和民间文学家们精彩纷繁的创作，再到推动读书情怀的八股取士科举之风以及晚明俗文学的隆盛等一系列文学盛行现象所催生的诸多因素，都使得明代出版物呈现井喷式的激增。综上所述，明朝实可谓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产业的集大成时代[1]。 　　明代图书出版管理内容与当今出版经济管理体系相比略显单薄，但在当时已是较为完备的，然而由于缺乏一整套专业的管理体系而显得零散。经过筛选和整理，本文将从三大中央管理机构、出版市场流程管理、版权保护管理、政策法令管理、对外图书贸易管理和管理弊端与不足这六个方面来逐步剖析整个管理体系的内容。而研究明代图书出版管理体系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从出版管理的角度来更好的分析明代图书出版的整体发展状况与相关制度背景，了解管理、制约着明代图书出版市场的机构与政策取向，从而以史为镜，对当今的图书出版管理体系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三大中央管理机构 　　首先是三大中央管理机构，明代并没有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出版事务都由相关的政府部门负责，负责图书出版管理的部门先后为翰林院、国子监和司礼监。据《明史》记载，翰林院在洪武十三年从原先的秘书监丞处接管了图书出版管理的职能，此后便由礼部负责查禁图书，“有兴造妖妄者罪无赦”，并设立了专门的从八品官员负责管理。而司礼监则负责掌管宫中礼仪、内外奏章和图书名画的管理，并且下设经厂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刻印书籍，其工作由经厂提督、掌司和监工三人细分负责，此外司礼监部门还组织太监通过书籍出版物来学习文化知识，这有利于提高司礼监的管理效率，但也为后来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端。明代国子监对国家图书出版工作的管理，可从时任礼部尚书邱浚的奏章中所记录的文字看出，大致翻译如下：令两京内外守备大臣、翰林院和南京司礼监的官员共同盘点永乐年间留在南京的书籍，但凡缺少副本的书籍，都要由国子监监生用楷书进行抄录，毕后送至校官进行校对，不得有任何错漏。此外，还叙述了国子监对开展图书出版的目的、途径和经费使用情况[2]。当然，除上述三大中央管理机构外，明代还有直接以皇帝下诏的法令如《大诰》，免除书籍税等，以及地方的出版管理机构如官书局、按察司和布政司等，负责对民间书坊和私刻坊的管理，可见其管理形式也是多样化的。 　　2 出版市场流程管理 　　其次是出版市场流程管理。除了中央级别的管理机构，市场也自发的执行着自我管理的功能。按市场管理环节又可分为刻书、印刷、发行三个管理流程，三种刻书出版机构在三大中央管理机构的宏观调控下，在市场中执行着生产、制作与销售的直接管理，类似于当今的企业角色。具体可分为官刻出版机构、民间坊刻出版机构和私刻出版机构三种，担任着自产自销自我管理的市场角色。 　　在其中对刻书行为的管理过程中，管理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三种出版机构对出版物刻书种类的管理上：官刻机构、民间坊刻机构和私刻坊机构。其中的官刻机构又分为国子监、翰林院和司礼监三个部门，可见这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