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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以民族振兴为己任 　　我们那个年代不讲做梦，那个时候叫理想，我最初的理想是想从事天文学的科研。我在中学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天文学，总是跑到阅览室去看《知识就是力量》杂志里有关宇宙、天体的相关知识。高中毕业后，我报考的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后来却因被选中留学苏联导致天文梦破灭，但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对天文学的爱好。转入核科学领域后，我很快就培养起了对其的兴趣。1913年，玻尔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称赞玻尔提出的原子模型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1932年，英同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同年，海森堡和伊凡宁柯分别独立提出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模型理论。1938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等发现了核裂变，后来又发现了核聚变，以及原子核结合能随原子量变化的规律和质量亏损的概念。这一个个历史性的重大发现与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守恒方程式（E=MC2），都是科学技术极美和重大的创造，是科学技术史上的辉煌篇章，对世界文明进程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而长远的、战略性的影响。 　　但在苏联学习核科学知识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回国后要干什么，真正比我还敏锐的感知我以后回国要干什么的是一位苏联同学。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做毕业论文。答辩前的一个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一个苏联同学问我：“杜，你学习原子核这么尖端的科学，回到中国有啥事儿可干呢？”那个时候苏联人想象中的中国是很落后的，是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裹着脚的落后封建社会。我没有正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又过了几天，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每天睡前都听莫斯科广播，那天广播里就一句话：中同成功爆炸原子弹。第二天早上报纸上也只一句话：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个同学跑过米兴冲冲地跟我说：“杜，祝贺你！我知道你回去以后要干什么了，你回国有事情要做了。”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祖国的进步，在海外引起的反响这么强烈，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听到广播，看到报纸，我们国家成功爆炸原子弹了，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很激动，但我发现海外人比我们国家的人还激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国家的一点强大，在国家地位上的一点进步，我们这些留学生被人尊重的程度就大大的进了一步。这一点，让我感到：人，要是能做这样的工作，能做强国强军的工作，对 家的意义重大。于是，在那个年代，我将民族复兴、强国梦植根于自己的内心。 　　回同后，我分配到二机部的九院，刘杰部长，跟我们说要集中力量突破氢弹科研。刚到九院的科研楼就看到楼的两侧有“三老四严”的标语：“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肃、严密、严谨、严格”。我很幸运的是一回国就分配到这样的科研院所，有一大批科学家带领、指导我们工作。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科学家，在国外的基础理论原理上已经有所建树，事实上是可以在前沿科学的基础研究上有更大的成就，但他们为了祖同的建设，放弃在同外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全身心投入到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科研上。王淦昌先生所言“我愿以身许同”，一句话便是一辈子的承诺。邓稼先夫人给我讲过，邓稼先受命那天，回到家里没说话，若有所思。夫人问他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他说我要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夫人问他什么任务，他告诉夫人不能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夫人问他到哪里也不能告诉说吗，他说是。后来夫人问他那能写信吗，他说恐怕不能。谈到这里，两个人就没话说了，过了一会儿，邓稼先蹦出一句：“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文革的时候，彭先生已经被靠边站了。有一天，他遇到我，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我说我们在啃弹塑性呢，彭先生就说要不要我给你们讲一讲啊，我就说那太好了。然后就召集了一屋子人在办公室听彭先生讲，他不看稿子，拿着粉笔在黑板上推算弹塑性的方程式，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他们这代人，是大科学家，有真才实学又平易近人，很简单，很真实，就那么实实在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原子弹突破后，如何突破氢弹，大家都一无所知。氧弹产生聚变，如何造就高温高压这个条件，一点线索都没有。美国、苏联绝对保密，但当时有一个特点就是科学民主、学术民主，我们叫“鸣放会”，也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家在一起讨论，确定了思想后，分几路队伍分别研究。我当时是跟着于敏先生在上海研究，那个时候计算机跟现在的不一样，计算机计算会打印出很多纸带，其中有从最中心到外面的每一点的温度、压力、速度等物理量都要被打印出一张纸，不一会就要打印出一大摞，叫做“纸带”。你得时刻盯着这种变化，于敏先生很厉害，他有本事能从纸带的这一刻变化跟下一刻的反常米发现机器故障。有一次，于敏发现了纸带上的物理量有反常变化，就先让物理组检查参数对不对，又让编程序的人员检查程序是否正确，最后检查完都没有问题，那就让搞计算机的人员来检查，通过运算，发现计算机里的一个小元件坏掉了，元件一换，这个量马上就正常了。我们跟着于敏先生在上海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