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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综述 　　【摘 要】以往国内外提供了不少关于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在中国，也有很多研究是调查汉语普通话、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使用模式和语言态度。本文重点探讨总结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状况，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语言使用；语言态度；汉语普通话；方言 　　1 国外研究 　　Shuy和Fasold（1973）出版了一本名为《语言态度，当前的趋势和前景》的书。书中总结了12篇使用配对样本检验技术对不同语言社区进行研究的论文，包括在魁北克的法语-意大利语社区；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和波多黎各社区，秘鲁的西班牙语-盖丘尔语社区。这本书非常有用，因为在这本书中很容易发现早期研究的对后来研究发展的影响。研究的变量语域都在逐渐扩大，他们用的方法也越来越复杂。 　　Luhman（1990）用配对变语法在阿巴拉契亚肯塔基州对标准美式英语阿巴拉契亚肯塔基州方言英语态度方面的研究。他用因素分析法发现虽然在阿巴拉契亚说英语的人（大多数被调查者是这个地区的人）承认阿巴拉契亚肯塔基方言英语地位等级较低，但是他们不认为这种语言缺乏社会吸引力和亲和力。这种结果也表明“隐藏威望”的观点。在社区里的男性成员有说较低地位语言变体的趋势。 　　陈淑娇（1992）在她的博士论文《费城华语社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变》中对费城华裔美国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调查。参与者共有32个孩子和39个成年人。作者在汉语学校、华裔美国人家庭和美国的学校进行资料收集。这篇论文探索了在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城市和郊区两代华裔家庭人之间对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保持和转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发现英语和汉语的使用频率和语言态度与他们的身份认同，语言运用能力，语言保持和语言转变有密切联系；在语言环境不同时，如在华语社区和美国学校，语言功能和语言态度有一定关系。在华语社区里，人们英语和汉语的态度正在改变。华裔美国人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非常积极，人们普遍对英语持有积极的态度，因为英语是社会主要资源共享的一种媒介，也是表达社会规则的适合媒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的观点中，汉语被认为是华裔美国人的社会经验附加值。 　　陈松岑（1997）对定居在新加坡的华人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受试者是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受试者把汉语作为有用的交流工具，并把汉语作为国家身份的象征；第二点是大部分新加坡华人在使用多种语言时，由于不同的语言背景和话题使用不同的语言；最后一点就是他们的语言态度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使用。 　　托马斯和罗伯特（2011）通过问卷法和观察法在北威尔士少数民族语言课堂内外对双语学生的语言使用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他们对双语持肯定态度，使用英语的趋势清晰。 　　2 国内研究 　　自从这些年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开始研究人们对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研究。 　　沙平（1988）对蒲县学生的当地方言和汉语普通话进行了语言态度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学生对普通话有偏见，而对他们的本地方言较赞同。 　　高一虹（1998）在“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一文中对来自香港，广东，北京不同群体的语言态度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因素。在北京，语言态度分出“社会地位与意识”，“经济地位与意识”，“优良人格特征”；在广州，分出“社会地位与意识”，“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因素；在香港，分出“社会经济地位与意识”与“优良人格特征”两个因素，然后分别进行对比分析。 　　龙慧珠（1999）在“从职业背景看语言态度的分层”中对香港人在对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语言选择和态度上进行了问卷和采访调查。结果从“亲和力”和“地位价值”两方面为理论基础，表明各种各样的职业背景在解释香港人对广东话和汉语普通话的态度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 　　张倩（2003）对青岛的年轻人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作者通过使用配对样本检验和问卷法对年轻人在青岛方言和汉语普通话的语言态度方面进行了探索。数据表明青岛方言象征着团结和内部团结，而汉语普通话代表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结果还显示了受试者的态度是多元化的。 　　王远新（2004）对中国年轻人的汉语普通话和他们各自的方言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方面的研究。他对广东的年轻人对汉语普通话和各自的方言的态度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再次证明就地位和团结程度而言，标准的语言或方言常常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相联系，然而非标准方言和许多其他的语言常常和团结，群体身份联系在一起。不管怎样，这项研究表明汉语普通话正在很多方面逐步取代区域性的方言。 　　柏莹（2007）在“南京回族话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