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docVIP

浅谈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摘 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社会意义上滥觞于屈原，而司马迁则将其系统地阐发了出来。从此，对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专制制度之下，知识分子缺少或不能实现话语权的情况之下，他们极需一个出口，将自己心里想要表达的都写出来，不吐不快。二是缓解郁结情绪。三是他们所抒发的愤懑之情，不是个人的小情绪，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总结过去，警示现在，展望未来的作用。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字子长，童年时“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20岁之后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乘船车在各地游学。梁启超称司马迁为“史界太祖”，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h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止。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曰：“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在《屈原贾生列传》、《虞卿列传》等篇司马迁对此还反复作了补充。司马迁在文中写到的个别例子，虽然不符事实。但是他揭示的“发愤之所为作”的著书精神却是正确而深刻的。 司马迁首次具体、明确、系统地阐述了“发愤”的内涵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可以知晓“愤”是指心中郁结难抒的一种心理状态。关于因郁结难抒的心理状态而通过文学作品抒发情感的现象，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了。如《魏风?园有桃》中的“心之优矣，我歌且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作者唱歌谣的目的是用来抒发自己心中的忧愁的。然而这只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理性的看法的高度。真正达到自觉的理性看法的高度的是孔子“诗可以怨”的观点。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得出“可以怨”是诗的作用之一。汉代学者孔安国注为：“怨，刺卜政也。”《论语?述而》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朱熹《集注》释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孔子所说的“发愤”就是指努力克服困难来解决心中的憋闷从而达到心情舒畅的目的。孔子的“愤”还不具有社会内容，但是在心理状态上则契合了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屈原在《九章?惜诵》中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在《离骚》中曰：“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朱熹《楚辞集释》曰：“愤，懑也;抒，挹而出之也。”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偏之蔽明也，邓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扰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揭忠尽职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类。信石见提，，忠而被诗，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由此，可以看出屈原的“愤”和孔子的“愤”既有联系也有实质的区别。屈原的“愤”即“忧愁幽思”或“怨”，被赋予了社会内容。 司马迁是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作出公正客观评价的人。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还提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相见其为人。”他对屈原以及他的作品的感同身受，是与他本人的遭遇密切相关的。司马迁年轻的时候也是怀揣鸿鹄之志，要做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功业。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曰：“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然而，因为汉武帝偶然问了他对李陵之事的看法，而司马迁又因为心怀纵横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游说诸侯王以达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我的情怀和理念，被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表面在陈述李陵之事，实则在讽刺自己，于是将他下狱处以死刑。因为家里没钱又无人借钱给他，而他还有《史记》没有完成。所以忍受着极大的心理折磨接受了腐刑。从此以后“肠一日而九迥，居则忽忽若有所失，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他不断地发出“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的哭喊，在极度的悲愤中，他曾想过“引决自裁”，但为了完成《史记》，“隐忍苟活”着。为了完成自己和父亲的理想，他展现出了像屈原一般“虽九死未悔”的精神，他以“随世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报任安书》）的态度，“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惯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