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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坎儿井保护中的公众参与 【摘 要】新疆属于内陆干旱荒漠性气候，农业生产主要依赖农田灌溉。历史上，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坎儿井的出现和发展，无疑对上述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了肯定性的推动作用。坎儿井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对于干旱缺水的绿洲而言，坎儿井是绿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坎儿井的保护中，公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对于新时期坎儿井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坎儿井；保护；公众参与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尤其是蕴含其中的本土知识是不可复制的。要实现在保护文化遗产中继承其中所蕴含的本土知识，人们需要树立文化遗产是整个社会共同财富的基本意识。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放在全社会背景下进行，由全民参与。民众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形成主人翁意识，将其视为自己的事情，主动自觉的将其作为自身社会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参与到保护中，将其传承下去、充分利用。 1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产生及发展 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源于1853年美国的Ann Pamela Cunningham 发起的“保护沃农山住宅妇女联合会”的妇女志愿团体①。国际上最早的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公约是《雅典宪章》，欧洲的遗产保护运动一般是自下而上由公众推动政府，因此公众参与意识更加深入人心。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成功。总结其经验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公众参与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出现公众自发保护活动。同时，公众自发保护活动的出现，又自下而上的促使政府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财力、人力的投入及保护法规的出。 我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主要表现在公众参与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环境限制，并且我国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由公众参与进行。新中国建立以后，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专家学者开展开始在政府组织下参与遗产保护，如北京旧城总体规划方案的讨论，涌现了“赵朱方案”和“梁陈方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意见；其次是政府鼓励民众自行修缮、维护住地老建筑。在此之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并且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公众也开始自觉地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虽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是，这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为我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意义 2.1 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还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度较低，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处于被动，很难发挥其作用。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而言，需要建立一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沟通机制，要求政府、专家学者、公众等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的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只有拥有公众基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才能持续发展。 2.2 降低社会成本，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措施 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参与度越高，能有效减少政府在遗产保护中资金、人力等投入，降低遗产保护成本。政府作为管理者，相对于城市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对于社会实际状况了解较少，这也可能导致相关政策法规在制定出台后，不适用遗产保护实际，最终成为挂在墙上的政策法规，不能有效的推进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2.3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必然需要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它表现为公民通过政治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来影响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当政府的某项决策与民众的利益紧密相关时，人们参与的意识就越显得强烈。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关注的社会事务会逐渐从身边的小事扩大到对于街区乃至城市发展的关注，而遗产保护也会逐渐进入普通市民关注的范畴，因此，在遗产保护中推行公众参与的政策，将会极大的提高民众参与的热情，从而切实的保护好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无疑还可以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开发商牟取暴利，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 3 坎儿井保护中公众参与的探索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主要涉及政府、专家学者和公众（包括个人和组织）②。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是政府、公众（包括个人和组织）以及专家学者间的良性互动沟通过程，只有充分发挥三者功能，才能使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发挥其最大的效能。三者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政府提供政策法律保障，统筹规划全局；专家学者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支撑，确保公众参与的科学化；公众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寻求最大的利益保证。 3.1 政府居核心，统筹规划谋全局 政府引导公众参与主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来实现。中央政府处于核心地位，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做好统筹工作。而地方政府在文化保护过程中牵涉更多、更具体的社会关系及群体利益，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在考虑各方利益的同时制定具体切实可行的政策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