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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日本防卫力量战略评估机制 　　二战期间，日军虽有战时大本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等战略管理机构，但因缺乏有效的战略评估机制，使得战略目标在野心的驱使下失之过度，加之战略实施上失之粗放，缺乏具体可行的规划措施，造成军事战略凌驾国策之上，陆海军种战略对立、作战战略裹胁指导战争的混乱局面，进而使国民经济负担沉重却无法收获相应效益，并在其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最终导致惨败结局。战后，日本针对这一层次或角度的教训进行了反思，在确立政治统军原则、剥夺防卫力量（防卫当局和自卫队）干政权力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并借鉴美军经验，逐步建立起具有日本特色的战略评估机制。 发展过程 　　起步阶段 冷战前期，由于在国内反军舆论的特殊背景下讳言军事问题，军事上以“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的姿态埋头军备重建，其战略评估机制仅在顶层具有雏形，集中表现为首相私人智囊团以及内阁的国防会议（1986年改组为安全保障会议）。前者以吉田茂的政经问题智囊群和军事问题智囊群为代表，为“吉田路线”这一国家复兴战略的出台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日后“有识者恳谈会”机制的先河;后者主持出台1957年版《国防基本方针》，仅有4项、10余行内容，但统领4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使军备数量迅速扩充。相比之下，以1963年“三矢研究”为代表，防卫力量自身的战略评估受到较大制约，发育较为缓慢。 　　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防卫力量重建的基本完成以及在日美军事同盟中的职能扩大，日本防卫当局开始思考军备建设效率与实际运用问题。在顶层，转为以1976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按年份简称“XX大纲”）统领《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简称“中防”，包括前身《中期业务预估》）的体制，确保军备质量持续升级;在下层，防卫厅、参联会及各自卫队参谋部等，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出台一系列法规，其战略评估在此时取得较大发展。 　　升级阶段 冷战结束后，日本防卫当局正式进入运用军力谋求国家利益的新时期，对战略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从“95大纲”开始，确立起以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各类恳谈会）为先导、以政府职能部门（内阁安全保障会议）为主体的顶层评估机制;至“04大纲”时，所涉内容从军备计划扩展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定位。与此同时，防卫厅相关职能部门在大纲拟制过程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其战略评估机制有所加强。 　　定型阶段 在“10大纲”和“13大纲”出台前后的最近几年中，一方面日本形成了明确的战略评估体系。2013年，日本内阁安全保障会议改组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负责总揽以外交政策与军事政策为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管理，发布《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回归单纯军事计划的本来面貌。至此，初步形成了由“10年国家安全战略―10年防卫计划大纲―5年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年度计划”的计划体系，据此实施系统化战略管理与战略评估。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防卫力量自身的评估机制。2007年，通过“厅改省”实现了防务部门的升格和扩权;2009年，为防卫省设置防卫会议，其下随即开设防卫力量愿景检讨委员会，形成了与首相私人恳谈会并行的顶层评估机制;及至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改组，首相恳谈会升格为针对国家安全战略建言，日本防卫当局则相应成为事实上包揽各项军事政策评估的实施主体。 现实状态 　　日本防卫力量战略评估机制已在国家整体以及军事的长期、中期、年度等四个层面之上，按照形势评估、政策拟制与实施、政策评估三个系列，形成“四横三纵”的基本格局。 　　国家总体层面，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负责拟制《国家安全战略》，由内阁情报会议以《情报评估书》等形式为其提供形势评估等支持，由首相组织的所谓“有识者恳谈会”等为其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评估等支持。 　　长期军事规划层面，由各自卫队参谋部以未来10～20年《长期防卫预估》、情报本部以未来5～20年《联合长期情报预估》等，为联合参谋部提供参考;由联合参谋部以未来5～20年《联合长期防卫战略》，为《防卫计划大纲》提供参考;由防卫力量检讨委员会、防卫大臣官房企划评估课以及防卫省各项政策分管课等部门，为大纲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评估等支持。 　　中期军事规划层面，由各自卫队参谋部未来3～8年《中期防卫预估》、情报本部未来3～8年《联合中期情报预估》等，为联合参谋部提供参考;由联合参谋部未来3～8年《联合中期防卫构想》和《联合中期能力预估》，以及各自卫队参谋部未来3～8年《中期能力预估》等，共同为“中防”提供参考;由防卫省各项政策分管课，为“中防”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评估等支持。 　　年度军事计划层面，由联合参谋部与各自卫队参谋部，依据“中防”分别出台《联合年度业务计划》和《各自卫队年度业务计划》;由防卫省各项政策分管课，为年度计划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评估等支持。 　　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