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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的国际法小论 摘 要：钓鱼岛的归属问题长期困扰着中日关系。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敏感问题，牵涉到很多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和利益因素。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国际法问题。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可是至今为止，该岛仍然在日本国的实际控制之下。在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中方提议，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解决，日本政府也接受了这一提议。但到后来，日本政府却称从未与中国达成“搁置主权争议”的承诺，并纵容右翼分子登岛，人为制造摩擦钓鱼岛，是钓鱼岛群岛的简称，日本将其称之为尖阁列岛。它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3块小岛礁（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等组成，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东北约102海里处，距福建、浙江沿岸约174海里，从地质上看是台湾岛的附属岛，总面积6.32平方公里。 钓鱼岛从形成和地质特点上看是台湾附属岛屿。从钓鱼岛的形成来看，钓鱼岛与台湾列岛同属远古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产物，他与台湾列岛同时形成和升起。地理上看，钓鱼岛具有明显的大陆架特征，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钓鱼岛的基层地形特点与祖国大陆的地块相同，据地质学家调查，钓鱼岛作为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曾在冰期时出露成陆地，与我国大陆连成一片，是祖国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才逐渐与大陆分离。总之，中国认为，从地理属性上看，钓鱼岛属于中国大陆的延伸，而不是日本列岛的一部分。 史料记载，最早发现钓鱼岛的是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杨载。1372 年，明朝册封使杨载奉命出使琉球，钓鱼岛位于杨载必经的航道上，杨载的船只停靠在钓鱼岛，并第一个驻足该岛。中国自明代起就对钓鱼岛实施了有效管辖。明代的历史文献中有中国古代政府对钓鱼岛进行军事防守的记载，说明中国古代政府早在那时就已经通过军事手段对钓鱼岛进行管辖。 这些历史证据的目的是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且管辖了钓鱼岛。这一证据在国际法上是有意义的，说明中国古代人先占了钓鱼岛这个无人的荒岛，并且取得了该岛的所有权，因此仍然对该岛享有所有权。 自1928年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以来，时际法原则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规则，因而也是我们用以判断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有效法律依据。 时际法，原为国内法原则，用以确定因法律变更而引起的新旧两法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问题。根据时际法，法律不溯及既往。1928年，仲裁员休伯尔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首次明确地阐述了“时际法”概念，即一种行为的效力，只能按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观点来判断，并将这一概念作为国际法原则适用于该案。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把权利在时间上的效力区分为权利的创造和权利的存在，从而推导出时际法原则所包含的两个要素：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权利的存在必须根据涉及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日期的法律予以确定。这一引申使时际法原则在所适用的法律上更加完善和严密。 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在发现钓鱼岛的时代是在明朝，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采用“发现”或者“象征性的占有”来确立一国对某一土地的主权。因此，根据时际法这一国际法原则，中国确实已经取得了钓鱼岛的所有权。 此外，从现代来看，中国对于钓鱼岛的所有权也不存在抛弃或者放弃等情形。战争期间日本对我国领土的占领行为在国际法上本身就是违法的，不能作为取得钓鱼岛所有权的理由。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对日本不法所占的领土作了明确的规定：“同盟国，不寻求各自国家的利益，也不持领土扩张之念，同盟国的目的是剥夺日本国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国夺取或占领的位于太平洋的所有岛屿，并把像满州、台湾及澎湖岛那样的日本国从清国人手中盗取的所有地域返还给中华民国。把日本驱逐出由于暴力及强欲而掠取的其它的所有地域。” 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以中、美、英三国署名的《波茨坦宣言》，其中第 8 条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国的主权必将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等所决定的诸小岛之内。”《波茨坦宣言》不仅是要履行《开罗宣言》，而且进一步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外的诸小岛”是否归属于日本国规定了由“吾等决定”，也就是由宣言国决定，日本国自身没有决定权。 《波茨坦宣言》第8条在新中国与日本国的关系史上得到了重申。1972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 从这些国际协议的规定来看，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日本并不享有对钓鱼岛的任何权益，且日本继续对这些岛屿的占有都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 【参考文献】 [1] 周志坚肖嘉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国际法思考/public/detai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