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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企业跨区域迁移模式与区位选择研究 内容摘要：跨区域迁移正在成为浙江省乡村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重要路径之一。企业跨区域迁移分为利用性外迁和探索性外迁两种模式；不同迁移模式的乡村企业在选择区位上关注的重点不同，利用性外迁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地方化经济发达的专业性区位，而探索性外迁的企业则倾向于选择城市化经济发达的多样性区位。本文基于浙江嵊州两家乡村企业的案例研究结论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并对区域政府“腾笼换鸟”、“筑巢引凤”政策的执行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乡村企业 跨区域迁移 利用性外迁 探索性外迁 案例研究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跨区域迁移正成为浙江等乡村企业实现持续成长的重要路径。对温州、台州、绍兴等地乡村企业的调查发现，外迁的目的地既包括上海、杭州、合肥等大中城市，也包括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的小县城。浙江等发达区域的乡村企业跨区域迁移，给中西部欠发达区域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区域工业经济也提供了重要契机。因此，识别乡村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内在规律，对发达区域乡村企业跨区域迁移成长以及欠发达区域实施招商引资，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基于动因的企业迁移模式：文献综述 企业迁移的最终目的在于谋求新的发展空间以满足成长的需要。然而，就不同的企业来说，迁移的具体动因不尽相同。对欧美上市公司进行的分析指出，进入新市场、贴近更大的市场、费用节省、产能的扩张或收缩等是这些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因（Bhabra，H.S.，Lel，U. Tirtiroglu，D，2002；Ghosh， C.， Rodriguez，M，Sirmans C.F，1995）。中小企业迁移的动因则集中在扩张、产业集聚、便利性与灵活性以及劳动力、原料、能源的供应与成本、地方激励等方面（Bruinsma，F.，Gorte，C. Nijkamp，P，1998；Gregory，R.，Lombard，J.R.，Selferr，B，2005）。 我国企业的经验研究则表明，不少企业为提高知名度、利用完善的设施、引进技术以及向海外扩张而迁移（陈建军，2002）。不过当前对企业迁移动因的研究大多采用上述事后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行，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的重复考虑而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发现，同时不同研究之间由于样本的不同往往结论差异很大。为此，需要从更深层次来分析企业迁移的动因。 关注企业集聚与分散现象的学者指出，市场规模效应、充足的本地劳动力市场以及外部经济性是集聚区位吸引外部企业迁入的关键原因，这种促进企业地理集聚的力量被称为“向心力”；与之相反的是“离心力”，包括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高昂的地价以及外部不经济，抵消了或者从内部瓦解了促使企业集聚的向心力，从而导致特定区域集聚优势的耗散，驱动了企业的外迁（蔡宁等，2004）。 企业的迁移正是这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而迁移企业的区位选择往往指向于向心力大于离心力的区域。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资源禀赋的有限性，企业数量的增加所带来“拥挤效应”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驱动企业外迁到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Prerezer，M，1997）。另一方面，由于本地集体学习的路径依赖，企业可能会因“锁定效应”难以获得成长所需知识，从而驱动企业外迁到知识溢出优势更为明显的区域（Porter，M.E，2000）。 可以看到，资源的利用与知识的获取是促使企业迁移的两个根本动因。基于资源利用而迁移的企业往往希望利用企业自身的能力，通过外迁获得迁入地的配套资源，以获得更多利润；而基于知识获取而迁移的企业则是为了通过外迁获取迁入地的新知识，构建或优化自身能力，以提升长期竞争力。 Makino，Lau和Yeh（2002）在研究中将基于这两种动因的企业迁移称之为利用性外迁模式和探索性外迁模式。在企业的迁移实践中，利用性外迁的企业通常为了能够利用已经形成的制造能力向其他区域迁移，大多为生产环节的外迁；探索性外迁的企业通常为了能够形成提升制造两端的能力向其他区域迁移，因此大多为营销环节或研发环节的外迁。 不同迁移模式的区位选择：两个理论假设 集聚经济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Marshall早就指出，企业往往定位于同类企业较为集中的区位，从而可以获得知识外溢、劳动力蓄水池和中间投入共享等外部性收益，这一外部性被称为Marshall外部性（或地方化经济）。Jacobs则认为技术外溢更可能发生在多样性产业之间，因此企业更能从一个地区的多样性产业结构中获得外部性收益，从而地区的产业多样性会吸引企业的进入，这一外部性通常被称为Jacobs外部性（或城市化经济）。相关的实证研究检验了集聚经济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上述作用。 Duranton，G（2001）对法国企业进行的研究发现，基于专业化的地方化经济和基于多样化的城市化经济均在企业的区位选择上扮演重要角色。（Ho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