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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捕大会”谈公民法治意识的进步 　　摘 要 公捕公判大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屡禁不止，究竟是否符合现代法治建设的需要？本文从对公捕大会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讨论，以及网民对此的看法入手，引申到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欠缺，分析欠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 　　关键词 公捕大会 示众文化 依法治国 公民法治意识 尊重人权 　　作者简介：王一??，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讲师。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2-200-02 　　2014年10月17日，湖南岳阳市华容县召开公捕公判大会，会上数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被拘捕或者公开宣判，县四大家分管领导和公、检、法、司“四长”出席会议，5000多人观看了公判活动。 在公捕大会上，犯罪嫌疑人被分别安排挂上牌子站在“囚车”上游街示众。 　　其实自1988年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曾联合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规定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都是违法的；不但对死刑犯罪。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但是一直以来，公捕公判行为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鲜，据笔者考察了解，湖南华容县层召开多次公捕公判大会，并且得到当地各级领导的大力推荐，同时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大家都认为此种举措是一件“得民心、顺民意、大快人心的好事” 。更叫人吃惊的是，网络新闻中大部分网友对此事的看法，竟然大多数都拍手叫好，认为“公捕公判是对社会安全最好的维护体现”、“恐怖分子、暴力犯罪死刑犯枪毙应该公开”、“早应如此，可威慑犯罪分子”，甚至对法律界人士认为此种行为有悖于社会主义法治要求，侵犯人权的观点觉得“逻辑可笑至极”。可见，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公民法治意识进步速度蜗行牛步。 　　法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是一种理性而科学的选择。我国自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以来，在我国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已有17年时间，迄今为止，我国所建立起来的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和较为完备的行政司法执法体系都是法治建设在中国的丰富成果。但是我国总体公民的法治意识却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公民法治意识，是指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承载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治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是符合法治社会建设要求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看法以及对法律规范的认同的自觉程度最高的一种意识。 反映出一个国家内，上至士大夫，下至山野农夫村姑，各行各业群众对法律功效的基本态度和信赖程度，以及法律精神的领会和对法律规范的尊重。 　　分析目前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现状及其原因。首先，缺乏对平等、公正、正义观的了解。目前，我国老百姓大多没有把自己看做是法定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对我国《宪法》所赋予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无所知，大多数人只是认为法律就是约束老百姓的，自己是被动的守法者，对民主的认知不深，甚至有些老百姓对为官者、为富者过于崇拜，认为财富多少可以决定公民权利义务高低，潜意识里承认高于法律的“特权阶级”存在。这体现在对法律工具主义扩张的麻木认同，对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畏惧宽容，对自身权利和自由受到不当限制的忍耐和顺从，从而使依法治国偏离了法治的目标。 “公捕大会”的屡禁不止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公捕大会”是由中国传统历史的，古代君王经常使用的刑罚手段就是“斩首示众”，“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为的都是用公开行刑来威慑犯罪和恫吓民众，杀一儆百。但是这样做是否真的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威慑可能会短暂的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一开始的视觉冲击是非常震撼的，但是久而久之，便会使群众麻木，为了更好的维持威慑不减，会激发执法者更多想象力――将制造痛苦和羞耻作为示众的核心亮点，成为过剩暴力的表演。这和法治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观看的群众来说，法律的威严通过如此丑陋的戏法表现出来，并不能使人对“恶”深思反省，反而让其增加了对“善”的仇恨和麻木。 　　究其原因，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的核心实质是“人治”，虽然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法家强调“法治”的治国理念，但是这些思想都深深的打上了封建统治的烙印，尤其是法家的“法治”，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实施皇权人治而设立的，并非我们现代意义所说的限制国家权力、保障民权、尊重人及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的新法治。中国新法治的进程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发展道路，现代国人的法治意识的产生也成为一种外发机制的产物。但法律移植和继承是一个复杂的融合过程，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市民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提高、社会各阶层多元利益的融合等等，这些都为法治意识在中国普遍接受设定了阻碍。 　　其次，缺乏权利意识。人作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