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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双重关系：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中的专业界限 【文章摘要】 信任，是建立关系的基础。英迪拉?甘地曾言：“你无法与一个紧握拳头的人握手”。但是，在中、西方不同的价值体系中，信任的建立有着不同的内在逻辑。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不同于西方社会。笼罩四野的幕布似的制度信任，在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社会中是非常稀疏的 由于社会力量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不高，对于作为一种专业的社会工作而言，必然面临接受度相对较低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社会工作者试图通过取得信任与当事人建立专业关系时，势必会遇到不同于西方社会交往情境中的限制。在中国的社会交往中，人们更加信任与自己熟络和亲近的人。作为一种专业，其从业者在开展工作的最初阶段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如何理解和处置社会工作者与当事人之间的专业关系这个问题上，西方的社会工作伦理研究者和社会工作者，多数倾向于“纯化”这种关系，其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会受到侵害、剥削或遭受潜在的风险，并使社会工作者不至于限入由此造成的伦理困境。但是，这种“纯化”的方式是否适合中国呢？本文对中国本土情境中的社会工作者与当事人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探索了社会工作者为何应主动超越专业界限来与当事人建立信任并开展工作；这样做的效益和风险是什么和应如何进行风险控制三个问题。 【关键词】 信任；专业关系；双重关系；专业界限 1 中西方社会不同的信任模式 从西方的角度去看，中国人的信任逻辑颇为费解。如韦伯说，“中国人彼此之间典型的互不信任，是所有的观察者都能肯定的”，而“清教教派里的虔诚弟兄间的信任与诚实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传统儒家礼教之信任，是建立在个体自我的道德约束之上的，此为应然。因此，儒家的信任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诸多困境。信任行为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主要依靠私人关系予以保障，此为实然。 伦理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以人情作为维系关系的纽带等。薛天山用“施一报观”来解释中国人际交往中的信任逻辑，他显然对福山的中国是“低信任文化”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进一步，他认为“关系导向”只是表面的，影响信任的是人际关系中所包含的情感亲密度、关系规范中的责任和义务及隐藏其中的理性计算。中国人并非不相信外人，只是同西方人相比，方式、强度是不同的，中国人对外人采取“防信”的策略。上述各学者的观点虽不完全一致，但其共同点在于，他们说明了这样一个特征，即：在中国和西方的人际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信任模式是不同的，无论其成因在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习俗传统等。以抽象人格这个“物”为中介的普遍主义信任，在中国是相当稀疏的。 2 社会工作中的双重关系与专业界限 2.1双重关系 回顾历史，涉性双重关系是严格禁止的，这在业界几乎不存在争议。本文仅讨论中、西方学界对非性双重关系的各种态度。本文中“双重关系”特指“非性双重关系”。在国外的研究中，对待双重关系的态度，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双重关系是有害的，应当恪守如《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中宣称的那样，“社会工作者不应该同当事人或前当事人保持双重或多重关系，以免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剥削或潜在的伤害”。需要注意的是，国外研究中的这两种观点并非截然相反，而是处在光谱的两端，在程度上是连续的。但总体上讲，西方学术界主流尤其是临床领域认为双重关系是应该严格避免的，即便是认为有时难以避免，或有建设性，也是例外情况。顾东辉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需要领悟传统文化的特性，整合以人为本和集体主义的理念，以融汇视角把握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曾群在考察和参与了都江堰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后，认为应在本土情境中考虑专业关系，并结合具体实例提出“反经为善”，无害而有益于当事人的双重关系是可以接受的，有一定的操作性。 2.2风险可控的超越专业界限 专业界限是专业角色所要承担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在伦理层面，专业的界限就是该专业伦理的界限。专业界限决定了专业关系双方互动的领域，对专业界限的突破，会导致专业关系的破坏。对于社会工作而言，专业界限违背是指社会工作者为了个人私利，不顾正派、正直的专业要求并滥用自己的权力对当事人进行剥削。专业界限违背包括剥削性的商业交易和与当事人发生性关系等等情形。一般而言，专业界限违背都是不道德的，并且很可能是违法的。而专业界限超越并不都是有害的，它可能是良性的，甚至于成为结构严密的治疗计划的一部分。剥削性的双重关系是专业界限违背，而并非所有的专业界限超越都涉及双重关系。 我认为超越专业界限的行为，在当前中国本土情境中，应加强和规制超越专业界限的行为。 （1）通过伦理教育提高社会工作者的伦理敏感度 就伦理教育的效力而言，单单教授相关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必须传授如何更好地做出伦理决策的技巧。伦理教育应当是一个预防为主的概念，每一个社会工作者都应在执业前接受系统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