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述而不作不断提升志鉴质量.docVIP

方志视域里“述而不作”的全面考察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　韩　锴 ［内容提要］　“述而不作”作为方志学科的一项基本理论与方法，它的原本意义是什么，它在修志实践中应如何体现是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试图从孔子提出“述而不作”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实践，史家如何理解与践行，我们志界同仁应该如何理解与遵循等视野进行一番探讨。其管见主要是“述而不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不是指不归因、不问道、不重意，而是要全面理解述而不作，重在把握述中求作，力求寓作于述，以述为作，述而善作，即通过述史实有依据地归因、问道和求意，如是方能在贯通、融铸述与作的条件下写好志书，提升质量，并期望以自己之砖引他人之玉。 ［关键词］　方志、述而不作、寓作于述、述而善作、修志实践 “述而不作”由中国文化的奠基人孔子首先提出，之后，随着志书的定型而被引入志界，且在一轮修志过程中进而成为志界同仁修志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但“述而不作”这一概念由于用词的高度凝炼且理解的时代久远而致使其含义众多，并歧义丛生，进而成为人们反复论辩或责难或肯定的对象，甚至变成了一个众说纷纭、各自成理的概念。本文试图从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原本意义，孔子实践、名家述说、实践轨迹、志界体悟、合理内核及其有碍修志质量提升的缺陷等方面比较全面地探讨其基本涵义，本质要求，表现形式和利弊优劣，以冀有利于当前的修志工作。 一、时代背景：官师合一，尚述慎作 一般认为“述而不作”的原创者是孔子，他在《论语·述而》的开篇第一章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应教学需要而编写六经时对创新、创制中国文化所持的极其谨慎的态度。这是我们志界人士值得效法的一项要求。但我们要理解它的正确内涵，必须知文论世、注意其时代背景。 一是春秋以前的体制因素。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民间士阶层崛起以前，中国的学术是被统治阶级绝对把持的，其特点是学术与官职不分，可谓官师一体的体制。章学诚曾说“古未尝有著作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在夏商西周时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官职与学术，一而二，二而一，本为一物之两用，密切而难分。这时的文化尚未在民间兴起，文化被统治阶级垄断，官师合一、政教不分，为官只求恪尽职守，做好分内之事，作民只求依典而行，遵循典章制度而已。那时无须自成一家的创作。这当然也就没有了私家著述立说的土壤与个人创造理论的空间。所有的只是周公以治理国家的规章制度形式而出现的制礼作乐。当然那时的社会也比较简单，无需战国之后、诸侯争胜阶段的各家学者各尽其能，各逞其才地提供那么多治国争霸的措施和方略。所以孔子自然只能是述六经而不作，并明确提出“述而不作”的编纂理念。 二是古人习惯的写书方法。按照张舜徽的分析，古代文献从其内容来源进行分析不外三大类：第一类是“著作”，将一切从感性认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性认识，并写出最基本最精要的结论，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理论。第二是“编述”，将过去已有的书籍，重新用新的体制，加以改造和组织的工夫，编为适应于当前客观需要的文本，这叫做“编述”。这类著作最典型的应该是孔子编述的“六经”和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编述的关键是有根据，有底本，不能无据而说。这也是史志写作的根本要求，你的任何观点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所有观点必须以史实为根据，用史事说观点。第三类是“抄纂”，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集积起来。这类著作以古代类书和大型工具书为最典型。如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孔子依“述而不作”原则而编述的主张可归于第二类，所以孔子“述而不作”的含义与第二种写书方法相近。 三是古人对作的敬畏观念。《礼记·乐记篇》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在夏商西周时代，由于尚无民间的知识分子，所以所谓“作”只是管理社会而制订的典章制度，如周公的制礼作乐。所以那时人们认为能有资格“作”的只有那些圣王，也即既圣且王的人才能“作”。类于我们现在的政策法规，个人是不能作的，只有党和政府才有制定（或称“作”）的资格和可能性。所以孔子只能追求“述而不作”，因为那时人们最忌自以为“既圣且王”而有资格制礼作乐。直到汉代人们还忌讳自己的书称“作”。司马迁在答上大夫壶遂将其比作孔子修《春秋》时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王充也同样，当有人誉之为大作时，他在《论衡·对作篇》中说“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这里讲的论是读作lún的论，即抄纂，其意为排比编次，论而成篇，而非议论之论。 总之，我们志界同仁要真正相对正确地理解孔子的“述而不作”，就不能不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