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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现状浅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间组织开始崭露头角。公共产品供给缺位和公共需求的多元化，催生了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它们迅速发展并广泛参与和渗透到社会各领域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和重视民间组织的发展，并对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一、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规模急剧增长，但合法性不足 我国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从1989年的4446家猛增到2011年的48.281万家，其中社会团体25.3万个，民办非企业20.2万个，基金会2510个。但是这些数字只反映了民间组织的一部分，社会中还存在着大量未在民政机构注册的组织。研究民间组织问题的社会学家估计：我国县级以下各类民间组织至今没有正式统计数字，保守的估计至少在300万个以上。 （二）发展不平衡 当前我国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只占0.5%，绝大部分分布在区县以上的层次；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民间组织也较发达，而海南、宁夏、青海等地的社会团体数量还不到全国社团总数量的1%；代表农村人口、贫困人群等的民间组织也无法与他们的人口规模成比例；少数民族、宗教人士等群体的代表性也相对较少。在中央和省市层面上，行业协会、慈善组织、职业性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相对说来影响正在日益增大。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民间组织所拥有的制度资源不同、传统文化基础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和其领导人的威望不同。 （三）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但仍不能充分实现自我治理 由于境外的一些民间组织逐渐将活动范围延伸到国内，这些成熟组织的管理理念、运作经验也给国内的民间组织以很大的启迪。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国内的民间组织也开始考虑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优化组织结构。近年来，我国针对民间组织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也日益增多。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与专业机构合作，向民间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推出了培训项目。但是由于大多数民间组织不是在社会环境成熟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由政府干预并自上而下组建的，使得我国许多民间组织的治理能力普遍不强，自律存在的形式远远大于其实质发挥的作用。例如在机构建设比较完备的组织中，90%以上的组织都有自律规范，以及建立诚信的努力，不过，只有极少数真正起到了效果。当前，中国民间组织以救济、帮扶、社会服务等功能为主，在重大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还相当有限。因此，民间组织的自我治理还有极大地改善空间。 二、我国民间组织的体制发展障碍 （一）法律环境及政策的限制 1、法律环境不利 我国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总体上层次不高，数量少，还没有专门的、全面的关于民间组织管理的《民间组织法》，使得民间组织的设立、性质、地位、作用及职能等没有完全明确、规范，缺乏行业自律环境。 此外，和大多数国家不同，我国实行双重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在本质上限制民间组织的发展，通过双重审批，为民间组织登记注册设置了双重门槛。由于门槛过高，许多民间组织不得不选择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或者在其他党政部门的支持下取得变相的合法身份，而有些民间组织迫于不能登记注册，从而无法获得合法身份，这些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是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数量的十倍。这使得现行法规无法对民间组织进行必要的监管，另外，当大量民间组织在无法获得法律所赋予的合法性时，转而从社会或其他渠道获得其合法性，法律的权威被削减，亦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2、政策层面的限制 第一，定位困境。我国在培育发展各种类行业协会时，政府对行业协会的某些授权实际上将行业协会定位为“第二政府”，不利于行业协会的社会化发展。我国许多法律法规对民间组织的税收优惠都有规定，使得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出现了税收优惠漏洞过多的问题。有一些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化倾向严重，出现了角色定位困境。将民间组织区分为国有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政策做法，也不利于整个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违背了国家支持、鼓励民办性质的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初衷。 第二，参与困境。现有的制度安排，阻碍了民间组织及其成员对政治参与的热情。目前的制度下，民间组织需要通过向业务主管单位提建议和要求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而业务主管单位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则是多方面的，包括直接对民间组织人事管理、财务管理、领导班子建设等各方面的管理。这种现象使民间组织成为了业务主管单位的影子，只能依附于业务主管单位的推进发展。 第三，监管困境。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的工作重心放在民间组织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