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贷款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docVIP

再贷款创新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再贷款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地位再次上升 再贷款，即我国央行对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是我国央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再贷款在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2001年之前），再贷款是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因而央行对金融机构债权构成了央行资产方的主要部分。对金融机构债权主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中回购交易形成的“买入返售”、再贷款和再贴现。2001年以前，由于公开市场操作并没有成为央行调节基础货币的重要政策工具，再贴现很少，因此，体现在央行资产中的对存款性金融机构债权基本由再贷款构成：即央行对金融机构无担保的贷款。由于那时再贷款是我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因此，那时央行对存款性金融机构债权增减，反映了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而实施货币政策的银根松紧的变化。例如，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内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通货紧缩，央行为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通过增加再贷款来投放基础货币。 第二阶段（2002～2013年），再贷款在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中日趋式微，再贷款基本被闲置。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由于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资本流入的大量增长，央行持有的国外资产大幅增加，外汇占款成了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在这种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就主要是为了冲销外汇占款，央行冲销流动性扩张的基本手段，先是大量发行央行票据，继而通过大幅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以深度冻结流动性。由于之前央行的再贷款余额较少，难以通过缩减再贷款的方式来冲销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扩张。因此，接下来的几年里，央行再贷款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尽管2005年前后，央行发挥金融稳定的功能而同包括一些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发挥了再贷款，但这并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的范畴。 第三阶段（2014年至今），再贷款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在2008年后，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迫切认识到，全球经济再平衡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定至关重要，因此需要重建新的贸易与金融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中国仍有大量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但由于中国同时实施了“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同时在美国大规模经济刺激下，美国经济企稳、美元升值，也吸引了一些短期资本流入美国。结果，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外资产不仅没有随贸易顺差而增长，反而还略有下降。这为中国人民银行资产结构的调整创造了非常积极的条件，即2001年后一直被“闲置”的再贷款开始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尤其是，2014年以来，再贷款在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作用更加突显，这反映了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央行对金融机构债权大幅增加。2015年5月末，央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总量上升到了38697亿元，较2010年初的19697亿元增加了近一倍。这表明，几乎被“闲置”十多年的再贷款，在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地位再次上升。 经济新常态下的再贷款操作创新及其功能的扩展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货币政策操作环境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新的货币政策环境需要货币政策操作手段、方式、方法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近年来，央行就在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货币政策新常态，通过不断完善和丰富再贷款调控工具，使得再贷款在货币调控体系中的功能得以不断扩充。 央行在再贷款的应用中，首先要不断创设新的再贷款工具。目前，再贷款工具包括：支小再贷款，即是向金融机构发放的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信贷的再贷款，这是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而采取的定向再贷款；支农再贷款，即央行向一些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发放并由后者用于“三农”的央行早前还创设了支农再贷款，央行创设支小再贷款与支农再贷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缺陷；常备借贷便利，旨在向符合审慎要求的地方法人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其主要目的是发挥常备借贷便利的利率作为市场利率上限的作用；中期借贷便利，向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可以发挥中期利率政策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和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促进降低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抵押补充贷款，是央行以抵押方式向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合格抵押品范围主要是高信用级别的债券和优质信贷资产；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以金融机构非标准化的信贷资产作为从央行获得再贷款的合格抵押品，这一政策工具的应用，将极大地扩展中小金融机构从央行获得再贷款的合格抵押品资产范围，提高了这些金融机构信贷资产的流动性。 在创新再贷款工具的同时，央行还大量扩充了再贷款的抵（质）押资产。中央银行在向管辖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通常会有合格抵押品的要求。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时所提交的抵押品，通常是其持有的某种金融资产。至于哪些金融资产可以充当合格抵押品，各国（地区）中央银行则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