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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工厂！ 　　10月11日，深圳的气温骤降10摄氏度。福昌电子的门岗处聚集了一群人。穿着短袖的员工，他们被秋风吹得直发抖，来回跺着脚，不时探头向厂区里面望，关于工龄在3年以上的员工的赔偿方案还在协商中。而三两成群自厂区里走出的，大多是工龄3年以下、已签完补偿协议的员工。他们手上拿着一张A4白纸，“我插了个队总算把字签了，否则要等个把小时呢。”有人对同伴喊。 　　这家工厂在4天前倒闭了。 　　一切发生得太快。门岗处的玻璃上，一张“10月8日开始上班”的通知还没来得及撕掉。在门口等说法的除了工人，还有焦急的供应商。 　　倒也不是没有迹象。9月末，就有供应商向福昌追债。国庆期间，工人还自发地在朋友圈为福昌发起了一次募资活动，虚拟海报特意配了红色背景：两只拳头相挽，颇似人们记忆深处的工农联盟老画报。 　　“账期90天，正常来说应该是9月底回款，欠了我们几十万元。”站在门口的一位供应商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们6月底刚争取到给福昌供货的机会，却在4个月后赶上了这家工厂的破产。“对我们这种小公司已经是很大的事了。” 　　年底将至，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就要到来，这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考验―员工的工资需要结清，如果再赶上收款方破产、资金链紧张、年底银行的贷款额度告罄，小工厂的氛围堪比骤降的气温。 　　很难想象，福昌是一家正在筹划上市的公司，倒闭前夜还拿到了华为几千万元的订单。这家一级供应商的倒下，也影响了几家大公司的出货。 　　紧接着，人们在外界的报道中看到了一系列类似的陌生名字接连宣布倒闭：京驰、中显微、创仕，而另一家位于东莞长安镇的金宝厂内的凤凰分厂趁着国庆假期，将生产线搬迁至东南亚，员工则被分流到厂区内的其他3个分厂。这些代工厂处于制造业漫长产业链的上游或下游，在破产前默默无闻。 　　随之而来的也有个熟悉的说法：中国制造业面临倒闭潮。 　　阿东对这样的事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这个厂干到倒闭，就去做事业了。”这位29岁的河南周口人说。他在金宝的一个分厂工作，戴着“制造组组长”的袖标，他说自己管着七八十个人、4条生产线，每月能挣5000到6000元，外派时则能拿到8500元。 　　他来广东11年了，喜欢这里胜过自己的家乡。8年前，富士康把工厂北迁到内地，其中一家就开在河南省省会郑州辖内的新郑市。当时阿东在深圳龙华富士康上班，“他们要调我去河南郑州，我就辞职了。回家干什么？”河南是个农业大省，为迎接富士康入驻，新郑市还搬迁了当地知名品牌好想你的数百棵枣树。 　　珠三角则代表着另一种生活。那里是中国制造业的重镇，亨利?福特100年前发明的流水生产线和机械化管理方式仍然存在。 　　金宝厂的部分业务与福昌有重叠，比如手机塑料壳，同时金宝还生产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硬盘等数码产品。它共有4个小厂，生产线被迁移走的是凤凰厂，其他厂仍在开工。隔一段时间，阿东他们就会听说工厂要倒闭，后来有了订单又活过来了。 　　阿东和同伴谈论着工厂的倒闭，好像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工人出去又进来，“五进金宝的都有。”一些人为生活所逼，最终又转回来。 　　阿东们是中国的新一代打工者，他们不再有父辈那般对土地和家乡的眷恋，也不可能喜欢枯燥的工厂生活。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发布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在深圳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一年半换一次工作。 　　社会学者吕途在她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评论说：新工人在工作中却迷失了，找不到家在哪里。 　　为应对社保机构对于最低工资的要求，深圳的一些工厂试着在管理上想办法，调高底薪，但遭到工人用脚投票：“底薪高有什么用，控制加班啊。”出来就是为了挣钱。 　　对年轻的打工者来说，金宝的好在于宿舍有Wi-Fi，“业余时间可以看电影。”一位来自湖南郴州、生于1988年的仓管员说，他在富士康找了一位女朋友，她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调查跳楼。她的一位同事因为一项防止跳楼的措施被采纳，获得了富士康20万元的奖励，具体包括对每个宿舍设置监管等，富士康还开通了一条求助专线78585，谐音是“请帮我”。 　　没有人能解决重复劳作带来的焦躁。现在，人们担心更多的是别再失去这份工作。 　　一位像往年一样赶来广东的打工者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今年年中在人才市场晃悠了几天，发现稍微有点名气的大厂要么一下就招满了人，要么得交一百多元的中介费才能进―以往大厂的招聘摊位起码会在人才市场直接摆上好几天。 　　他好不容易通过中介介绍进了一家叫做“京驰塑胶”的手机外壳厂，做了不到一个月，工厂就倒闭了。 　　工厂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市场竞争激烈，几乎没有什么利润。但如果你不做，你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没有技术还做制造业，其实还不如不做。”曾光说。他供职的沙特阿拉伯基础创新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