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圈那些产品经理.docVIP

电影圈那些产品经理 　　对于华语电影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产业变革期给予不少具有前沿意识的电影人更多的参与机会，以黄斌、张一白、郭敬明为代表的电影产品经理在电影圈内掀起波澜，一些在市场上斩获票房的作品也让外界重新认识电影产业。电影产品经理要整合整个项目的生产要素，从而以最优化的方式将作品展示给公众，让投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然而，产业变革带来的快速迭代也让产品经理们有些摸不着头脑。 　　黄斌在接受《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采访时坦言，“其实我们这些人才刚刚上路，很多事情还要慢慢摸索。”黄斌是圈内有名的制片人和电影营销专家，同时也是黄晓明工作室CEO。 　　电影被割裂 　　在电影产品经理概念没有兴起之前，大多数电影是被割裂的，即生产制作与后期营销发行被一分为二。尽管两个部分都由专业人士组成，但双方的信息却是相互独立的，经常出现生产制作的责备后期营销的不懂艺术，负责后期营销的团队则讥讽生产制作的人都是一群不懂市场的古董。 　　这种相互独立割裂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华语电影长期的“不接地气”，众多电影的生产制作人士并不了解市场需求，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就多次对记者表示，互联网企业的介入恰恰可以解决华语电影这种独立割裂的问题。 　　为了迎合大势，占领市场先机，总有先行者愿意做出改变。以黄斌、张一白、郭敬明为代表的电影产品经理在电影圈内掀起波澜。黄斌的《何以笙箫默》、张一白的《匆匆那年》以及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都以各种票房佳绩来刷新外界对他们的认识。 　　黄斌在决定推出电影版《何以笙箫默》之前向张一白请教，如何以产品经理的角色来驾驭作品。张一白告诉黄斌，作为产品经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种长期割裂的局面，产品经理要对整个产品从立项到最后票房回收全程负责，这样电影自始至终都要有唯一一个“话事人”在主持大局。 　　张一白曾在拍摄电影《好奇害死猫》、《夜上海》等片时有过失败教训，他发现电影拍摄完交给其他人来营销很不踏实。所以张一白在后来拍摄电影版《杜拉拉》时，便开始尝试自己全程跟进。 　　“《匆匆那年》大家只看到了我花很多精力冲在前面做宣传，做营销，其实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拍电影、选角、选剧本、选场景。”张一白说。 张一白 　　“既然要推向市场，那么电影也是一个商品，所以要符合市场的要求。”黄斌对《21CBR》记者表示，作为电影产品经理首先要具备市场意识，从整个产品立项的时候就要想到日后的营销发行工作。 　　“其实电影产品经理有点像一个超级监工，要把项目从头跟到尾，哪个环节都要涉足。”张一白坦言，做电影产品经理并不轻松，迫使他这个传统影视行业的导演开始研究市场和粉丝需求，再通过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将这些需求反映出来。 　　“要学的东西比原来多好多，我这一把年纪也挺拼的。”张一白表示，在准备开拍《匆匆那年》之时就开始琢磨市场这些东西，起初这些让他非常头痛的“生意问题”经常搞得自己夜不能寐。 　　相比之下，记者出身，而后成为明星经纪人的黄斌则要顺利很多，没有太多直接艺术创作经历的黄斌不会被艺术创作的条条框框所限制，明星经纪人的身份让他深知电影圈内的各种“生意经”，也明白如何去和粉丝打交道。 　　“其实我最想拍的是文艺片，虽然第一部作品的商业味道很重。”黄斌说。 　　“利益绑架” 　　由于《何以笙箫默》、《匆匆那年》都是标准的粉丝电影，所以电影产品经理的概念就停留在驾驭一些粉丝电影上。 　　“产品经理的角色并不只是粉丝电影，其实贯穿于整个电影行业。”黄斌向《21CBR》记者解释，电影产品经理实际上是行业进行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是电影项目制在资本注入后的具体体现方式，而粉丝电影只是由于投资规模不大而易于操作，所以被产品经理看重。 　　投资人并不想被电影圈内人忽悠，如果投资人给予内部人的收益没有强烈的“利益捆绑”，内部人往往会拍一部偷懒取巧的烂片来耗光出资人的钱；如果投资人愿意给予内部人很大的利益激励，那么内部人才会仔细拍一部有概率赢得市场的片子。 　　简单来说，就是资本希望找到一个有“利益绑架”的话事人来全权负责项目。黄斌在操盘《何以笙箫默》时就扮演了这么一个“上下求索”的角色，由于版权期限等问题的限制，电影版《何以笙箫默》必须要在今年上半年公映，而黄斌接到这个项目时已经是去年年底了，留给他的操作时间已经不多。 　　《何以笙箫默》作为一个成熟的IP，在基本的故事框架和人物构成上并不需要黄斌大费周章，这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算是留给他一些喘息的机会。在自家明星――黄晓明确定可以出演男一号的情况下，黄斌的首要任务就是拿下女一号――杨幂。 黄斌（右）与黄晓明 　　因为时间紧迫，杨幂对于出演女一号非常犹豫，但在黄斌分析了《何以笙箫默》这部IP的市场号召力，经过市场沉淀的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