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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立法十年不成 　　2004年，我国开始起草第一版《自然保护地法》草案，其后相继更名为《自然保护区域法》、《自然遗产保护法》。2012年10月，备受争议的《自然遗产保护法》再度立法搁浅。 　　今年3月，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数十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再次将“关于制定《自然保护地法》的议（提）案”带上全国两会。 　　一部有志于保护中国生态安全底线的法律，兜兜转转、十年不成，近百名中国科学家的自然保护梦与现实差距到底有多远？用每年GDP0.065%的代价，去守住中国生态底线现实吗？ 　　无论争议如何、前景如何，今天《自然保护地法》立法背后，早已是一地辛酸。 　　方月1日下午，三名全国政协委员匆忙赶往北四环附近的中科院动物所。他们此行，是为了专程听取新版《自然保护地法》立法构想。 　　临时会场设在国家动物博物馆二楼的一间小教室。政协委员们刚一坐定，主要负责新版《自然保护地法》立法统筹的解焱博士便熟练打开PPT，开始讲解起来。每位政协委员手上，也都有一份事先打印好的立法构架介绍。 　　短短15分钟的讲解后，三名全国政协委员起身离开会场。“对提案相关内容，目前还没有完全细读，但会认真考虑此事”，来自中国致公党的全国政协委员林金星表示，他和其他一些全国政协委员都有意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此立法向大会提交相关提案。 　　在全国政协委员们风卷而去后，解焱博士和立法研究组其他几位专家留下来，继续与北京媒体探讨有关《自然保护地法》的种种问题。会场一角，工作人员们为这个会议而准备的盒饭一摞摞码在桌上，来不及收走，其中一半盒饭来不及打开。而两天后，解焱博士和她的自然保护地立法研究组再次向三名全国人大代表，一一介绍《自然保护地法》构想。 　　这是一部怎样的法律，为何能在长达十年时间里，纠结了中国近百名自然科学家、以及众多保护者、志愿者、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目光呢？ 　　中国生态安全底线或将失守 　　“我们推动这个立法，最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借助国家立法，捍卫住中国生态安全的底线”，个子小巧的女博士解焱，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已有18年的丰富经验。 　　按照自然保护地立法研究小组的解释，所谓生态安全底线，就是当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到人类将难以生存的那一个最低限值。如果这个底线被破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都将受到直接影响。 　　事实上，我国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了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性。从那时起，全国抢救性划定了大片的自然保护区，对之实行严格自然保护。其后，又陆续增加了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地各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域。据科研人员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建成2632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保护面积约占到国土面积的15%，以及约963处风景名胜区、2747个森林公园、213处国家湿地公园、138处国家地质公园、518处水利风景区和众多自然保护小区。“单纯从保护面积上看，这些国内和国际的重要自然保护地，约占到国土总面积的18%，面积不小，但如果看地图，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些保护地西部北部多，东部中部少，分布极不匀衡，其中中东部覆盖不足5%”，解焱介绍，这种自然保护地先天布局的不足，本来已给提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带来不利，加之长期以来，这些自然保护地因其保护形态的多样性，在国内又分属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国土与资源部、国家海洋局、住建部等10多个国家部门，各部门之间的管理条块分割，行政壁垒现象普遍，缺乏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比如江河湖泊类保护区、海洋类保护区与陆地类型保护区之间，由于分管部门不同，很少实现保护地信息交流，彼此看不清面貌，更谈不上制定国家层面统一的保护规划、并实施有效管护了”，大自然保护协会专家陈立伟称，正是这种比比皆是破碎化管理，让维系着中国生态安全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保护乏力，“管不住”。 　　“因此，中国亟须要一部法律效力高过《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国家湿地保护条例》、《森林公园保护条例》等之上的自然保护地法，对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地实施统一有力的管理。”陈立伟在一次专家论坛上发言。而近十年来，国内受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屡屡遭受破坏的事实，更让关注中国自然保护立法的专家们忧心如焚：神龙架自然保护区，小水电开发一涌而上；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保护区，因小南海水电站建设一再“掐头去尾”，保护范围屡被调整；处于环评公示期的辽宁盘锦滨海公路，其施工试图穿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海豹的核心栖息地；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一条景区公路旁若无人地野蛮横穿核心区…… 　　“即使是处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于经济发展压力，也几度提出保护区调整方案”，“如果不改变现有对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中国生态安全失守，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