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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杨维桢的音乐素养与音乐观 　　摘要：本文从器和道两个层面来论述杨维桢的音乐之学。在技艺层面，杨维桢拥有的极好音乐素养与他文学上的成就和风格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在思想层面，杨维桢的音乐观是以儒为主，同时吸取道家精神，体现着他在出世和遁世之间的徘徊。 　　关键词：杨维桢；音乐技艺；铁笛；音乐思想 　　一、杨维桢的音乐技艺及与诗文之关系 　　杨维桢酷爱而妙善音声。洪武初年，明太祖征其进京，就是为修撰礼乐书。他自己也确有以礼乐治天下的抱负，在休官期间曾作《斛律珠传》，说道：“吾异时到钧天所，帝命予制乐事，谐八音，和神人，以仪凤鸟”①云云，透露出对自己音乐才能的骄傲。杨维桢有过实际的音乐创作成绩，如《清江引》、《回波引》，皆是其自度之曲②。同时他还擅长多种乐器，《七客者志》里举的他收藏的宝物六种，其中有铁笛“洞庭铁龙君”、胡琴“西域斛律珠”、古琴“赤城焦氏秋”、管“象山管氏同”③。此外从诗文里还可知他能演奏箫（“铁心子，好吹箫”④）、琵琶（“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以凤琶和之”⑤）、鼓（“老铁酒酣为椎鼓”⑥）等等乐器。在吴中与名士雅集交游之时，几乎无宴不奏乐，常自出铁笛奏曲，座中宾客有时各出乐器和鸣，有时以至于翩然起舞，“以为神仙中人”⑦。 　　正是这样的高超的音乐技艺与充分的音乐实践，滋养了杨维桢的诗文，形成了富于音乐美感的独特风格。最显著的就是杂言体的大量写作。有学者认为这些长短参差的句式，“弥补了杨诗因不重视格律而造成音乐性不强的特点”⑧，其实与其说“弥补”，不如说杂言体是杨维桢在诗歌乐感上的一种主动选择。诗中二言、三言直到十几言交互参用，而音节仍圆转流美。若非精通音律，是难以做到的。 　　杨维桢的音乐之学也影响了他对体裁的偏好。其文学成绩最突出的是乐府诗和词赋。其乐府以气势淋漓，震荡凌厉著称，赋作 “回飙驰霆激之气”，“格律不更而神采迥异”，“卷舒风云，吐纳珠玉”⑨。铁崖体的风格是直陈式、宣泄式的，是强烈主观意志的赤裸表达。《礼记?乐记》曰：“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音乐是单向的，而礼则是相互的。杨维桢也不止一次地说道“诗出情性”，这个“情性”在铁崖笔下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和意志的表达，并无深沉含蓄，也较少对生活现实的客观观照，总体特征是浪漫的，抒情的，也即是“音乐的”。 　　二、“铁笛”的象征意义――杨维桢的音乐思想 　　铁笛是杨维桢最著名的乐器。铁笛的得来十分奇异，乃是“得洞庭湖中，冶人缑氏子尝掘地得古莫耶，无所用，?F为铁叶，筒之，长二尺有九寸，窍其九，进于道人。道人吹之，窍皆应律，奇声绝人世。”⑩铁笛应该不止一支，因为杨维桢曾数次提及“大小铁龙”。杨维桢将铁笛一直随身携带，吟咏颇多。他曾以“铁笛一声”为头，做过二十四支《清江引》小曲，曲下注云“是老铁一生年谱”。在《七客者志》中他又把自己与铁笛、古琴等并称为“七客”。故铁笛可以说就是杨维桢精神、人格的象征物。 　　（一）铸剑为笛，乐文化与豪侠精神的合一 　　铁笛由古剑铸成，叠加了笛与剑这两层意象，它们都含有用世的意义。乐是潜移默化，剑则意味着直接干预。他的《琴赋》论音乐教化，是“优柔温淳，长养恢浑，郁乎南风之薰也”，正是儒家礼乐教化的基本思想。他晚年尚有“吾异时到钧天所”的幻想，而在早年入仕之初，就已以琴自比：“愚生何幸，获际昌辰，上有帝舜之君，下有后夔之臣。阐礼乐之神化，陶八荒而一春……愿扬音于治世，希登进于虞庭。”B11他还景慕刘琨清啸退胡骑的传说，遥想用慷慨激烈之长啸去平定当时的西北寇乱。B12 　　杨维桢的一生行迹也不缺少剑所代表的豪侠的一面，如他为天台尹时，对抗恶势力，作《八雕》诗。他后半生的放浪江湖是出于被迫，充满了不为世所用的苦闷。有客来访，请观铁笛，他说：“大铁盖待命不恒出”，又说大小铁笛“大者非钧天大人不作，小者非洞天群仙不扣”。这岂不是铁笛道人的自况么？隐居期间，弦歌之声一刻没有忘记家国之忧，正是在等待时机。他在赠舞剑生赵信的诗里写道： 　　君不见我家古铁三尺冰，粤砥荡磨新发硎。不学区区一人敌，上为天子匡前星。 　　待陵夷之世，铁笛也可跳出怀抱，化为铁剑，匡扶社稷。笛与剑的双重意象，便是杨维桢一生用世的政治观念的注脚。 　　（二）奇谲超然的道家精神 　　杨维桢自号“铁笛道人”，他对于道家的观念，黄仁生先生归纳为“以道为辅，崇尚自然”，在人性论上主张顺性自适，在人生观上崇尚自由精神等B13。《自便叟志》中描写的“自便叟”，无论弹琴或吹笛，皆自适而止，客欲再听而不得，铁崖借其口说道：“吾便，便性非便文，吾性，吾天耳。”比起世俗法则，音乐遵从的是内心的自由。杨维桢常常把自己写成世外高士，铁笛也往往成为这种孤高的象征： 　　手持女娲百炼笛，笛中吹破天地心。天地心，何高深。八千岁，无知音。（《道人歌》） 　　手持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