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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到民间 　　摘 要：启蒙文学带有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根性，但面对民族危亡，启蒙话语现出力不能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精英意识，使得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从政佐政，根本上把学术当作手段，听命于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放弃个人话语权，独立意识的欠缺，往往使文学陷入迷途。 　　关键词：启蒙意识；大众话语；知识分子独立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78-04 　　中国文学历来的传统是重雅轻俗，倡导“文以载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精英以启蒙式的批判，否定中国旧有传统文化，使文学担负起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的义务，五四初期的“问题小说”，探究人生，指导人生，贴近现实，是五四启蒙精神和作家的人生思考相结合的产物。鲁迅的小说《故乡》《阿Q正传》《祝福》探讨国民性改造问题、农民与革命问题，从中国革命现实出发，对问题进行深入开掘，揭示了民众的奴性、看客心理、因循守旧、麻木残忍这些中国人的人生常态。他是站在启蒙者的高度，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无情批判和揭露的同时倡导“立人”，要“尊个性而张精神”，要争取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反对压制人性，反对“瞒”和“骗”的文学，主张面对血淋淋的人生，这些启蒙主张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影响下的启蒙文学试图通过启蒙，改造社会，改造文艺。启蒙文学属于知识分子话语，知识者在启蒙大众的过程中，俯视大众，高高在上，具有天然的排斥从众的心理。五四时期，知识者与大众是对立的，鲁迅《故乡》中表现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厚障壁”。启蒙与现实与民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考虑艺术与人民的关系，他们相继提出贫民文学、民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平民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与贵族文学相对，呼应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主张。他的平民文学不等于通俗文学，他提倡人的文学，从人本主义出发，描写人间生活，“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它也不是平民自身的文学，而是重在表现普通人的生活。 　　启蒙文学这种知识分子话语从一开始就与民众文学、大众文学拉开了距离。1922年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旬刊》上展开平民文学的讨论，俞平伯认为，做民众文学不应该少数人跟多数人去跑，而应该少数人领着多数人跑，所以，不能用“民众化”来做“诗人的模特”，不能“把诗思去依从一般的民众”，但既然要领着跑，“便不能和民众绝端分离”，因为如分开了，便会把多数人拉下，这就涉及文学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他强调作家的主体地位，强调作品贴近民众，较好地摆正了文学与民众的关系。① 　　文研会所谓的“民众文学“并非将新文学大众化，而是将通俗文学加以改良，来吸引民众，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将通俗文学改造成功。也就是说，启蒙知识分子意识到启蒙文学的接受性，试图通过文学达到启发民众的目的同时，他们试图使文学走向民众，所以，他们提倡白话小说，提倡平民文学，就是要民众能够接受他们的主张、观念。但启蒙话语本身的弊端，知识分子心理的膨胀，包揽一切的设想，救世主的姿态，都显示出它脱离大众、不切实际的底气不足。 　　30年代初左翼文艺运动提倡文艺大众化，左联成立后，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展开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文学形式”问题上，讨论中对民族旧形式与外来形式各有偏重。鲁迅的”拿来主义“将接受外来文化和民族传统相统一，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上有正确的阐释。后来，上海作家就大众化展开讨论，鲁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担心，文艺会因此而俯就大众，会成为“大众的帮闲”。他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②可惜的是，鲁迅的理论见解未能在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实现。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是自由言论的表达，构不成对文学的全面影响，直到抗战时期，它才借国家权威话语的力量对文学形成号令。 　　抗战开始后，为配合抗战宣传的需要，文艺界再次倡导大众化运动。抗战要唤起民众抗战热情，就必须适应宣传对象的要求，要为大众喜闻乐见，不能不考虑旧形式的利用；利用旧形式和大众化使文学走向了彻底丧失自身的道路，知识分子迁就迎合民间话语的过程使自己陷入了困境。 　　当然为宣传而要求文艺通俗易懂为大众接受，无可非议，在民族危难之际，文艺应当承担为战争服务的义务，但一些文人提出抗战的文艺同时必然是大众的文艺，大众化是一切文艺工作者的总原则，要求文艺全面大众化。郭沫若甚至说：“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化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你不要丢开无产大众。”③要实现大众化，就要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就必然要迎合大众的价值观、大众心理、审美习惯，结果必然导致文艺现代性的丧失。因为民间旧形式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文学作品，它带来的必然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