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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析中国当代诗歌的“反懂性” 　　摘 要：中国当代诗歌之“不解”与“反懂”，从文本角度看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诗歌中加入了大量隐喻意义不明的新能指，二是对读者熟知的旧能指的“解放”，消灭了约定俗成的旧的隐喻，其三则是革新的能指组合方式切断了读者的联想，第四则是因为诗人书写意旨，也就是文本所指的改变，当代诗歌的反懂性表现了诗歌对读者的拒绝，是形成当代诗歌传播困境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了当代诗歌自身价值的难以确认，因此经典文本难以产生。 　　关键词：反懂；不解；能指；所指；当代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27-03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朦胧诗兴起，其独特的“朦胧”的审美追求就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与阅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以“读懂”为基础的现代文学审美范式从此遭到了巨大的冲击，而到了九十年代，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先锋诗的出现，则几乎颠覆了传统的诗歌形态和审美范式，甚至出现了“反懂”的诗歌写作，更出现了以余怒为首的“不解”诗人群体。本文旨在从诗歌语言文本出发，以语言学和文学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概念为手段，解读中国当代诗歌的反懂性，并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作个人的分析。 　　一、先锋诗歌“不解”的原因探究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一个语符的组成包括其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其中能指是语言符号系统，代表语符的音响形象，而所指是语义系统，代表的是概念。按照索绪尔的这一观点，诗歌文本就是一系列语符的排列组合，那么同为汉语诗歌，中国当代诗歌与以往的诗歌使用的是基本一致的语符，如何导致当代诗歌之“不解”呢？ 　　（一）新语符（新能指）的加入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现代汉语也更加丰富和完善，为新能指的加入提供了选择对象，但真正促使汉语中的新能指加入诗歌语言的是诗人思维方式与言说对象的转变，其中最明显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的狂欢后，诗人们逐渐将切入点从宏大的、崇高的政治主题转向琐碎的日常生活，在对日常事物的言说中蕴含诗歌的意旨，日常用语于是也随之加入了诗歌语言之中，如余怒的《剧情》： 　　你在干什么 　　我在守卫疯人院 　　你在干什么 　　我在守卫疯人院 　　你在干什么 　　我在守卫疯人院 　　我写诗，拔草，焚尸 　　数星星，化装，流泪 　　这首诗使人费解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往诗歌中未曾出现过的新能指的加入，如“疯人院”“焚尸”“化装”等，这些词语在以往诗歌中极少出现，超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如将“疯人院”换成旧能指，如“祖国”“家乡”“心灵”“阁楼”等语符，都能大大减少其“不解”，作者应用的新能指，单靠其本意对应的客观所指无法进行有效的解读，读者们的阅读经验中也没有类似的文本相参照以寻找能指背后的象征含义，不知道“疯人院”象征的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是作者的疯狂生活，还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这些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语符，对诗歌语言来说是崭新的能指，新的能指的出现，超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使得诗歌与读者的距离拉远，谜面变得复杂。 　　（二）对语符旧能指的解放 　　当代诗歌虽然不断将新能指加入诗歌语言，但语言的进步与完善毕竟是缓慢的，要使诗歌获得新意，消灭旧的“所指”，以解放旧的“能指”，赋予旧词以新意就显得迫在眉睫。在这一点上最明显是先锋派诗人，他们所提倡的“让诗到语言为止”实际上就是以语符的客观所指为终点，拒绝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关系，也由此消解了旧的能指所对应的象征意义。 　　著名诗人于坚在《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中说到“诗是一种消灭隐喻的语言游戏。对隐喻破坏得越彻底，诗越显出自身”，他举例说“一个声音，它指一棵树。这个声音就是这棵树。Shu！（树）这个声音说的是，这棵树在。这个声音并没有‘高大、雄伟、成长、茂盛、笔直……’之类的隐喻。”于坚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能指与所指已经分裂”，于是他们努力要说出的是语符真实的所指，而非语符背后的相关隐喻。 　　这种看似“返璞归真”的努力实际上背离了一般大众的阅读模式，在我国以往的诗歌语言中，一个语符因为常年累月的使用，其背后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隐喻场，暗示着与词语相关的象征意义，如“菊”，我们不仅明确知道“菊”所代表的花朵，还能想到几乎所有菊的相关含义，如重阳、隐士、高洁，君子……甚至我们还能回想起曾经读到过的有关“菊”的诗句，如“采菊东篱下”“人比黄花瘦”等，因此，作者在创作时选用这种具有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的语符时，会更容易传达自己的思想，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默契。 　　因此，当“树”不再具有“高大、雄伟……”这一系列隐喻的时候，读者无法按照曾经的默契去解读看似熟悉的文本。先锋诗固执地脱离了传统文化的千年积淀，当“树”只是指示一种木本植物的时候，诗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