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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变味，归途何在？ 　　只要涉及到移风易俗，政府便会发现自己面临的尴尬处境：规范党员领导干部，掌声一片立竿见影；指导人民群众，毁多誉少举步维艰。 　　“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曾经的节庆除了热闹，就是热闹，没有多少浮夸的影子；“君子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曾经的朋友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送礼也就是送份心意。 　　近年来，奢靡铺张的风气，你攀我比的心理，将人情往来逐渐异化为人情负担。鲁西南地区的一些农村，彩礼要用秤称，一般是3斤3两的百元大钞，足足有十多万元；而某地女大学生寒假一个月连吃20家酒席，送出4000元礼金，背后是民间办酒形成利益链，收礼和送礼陷入“死循环”。当人情异化在贫困地区上演，情况将变得愈加复杂难解。 　　人情变味，归途何在？ 　　看看别人是怎么“治酒”的 　　如今，从城市到乡村，5毛钱的礼金你听说过吗？ 　　山东淄博南太合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村子里的红白理事会就会无偿去主家帮忙，乡里乡亲都只收5毛钱礼金。 　　规矩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定下的。据村民刘培森回忆，那时随礼两毛钱，全家几口人都去吃席，婚宴至少得摆上几十桌。“宁可吃不完把饭菜一盆倒掉，也不能准备少了给乡亲落下口舌，攀比之风越来越严重。” 　　1984年，当时的村书记提议红白喜事只收5毛钱礼金，得到村民们的一致拥护。30多年来“规矩”一直没变。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山东陵县南街村。该村1994年就成立“红白事理事会”，并制定了酒席标准：白事每桌6个菜，一桌下来不超过100元；红事每桌16个菜，8荤8素，6瓶酒，一桌下来超不过200元。 　　近年来，一些地方深受酒席之苦，开始自发推行这种 “红白喜事理事会”机制。 　　2015年下半年开始，四川安岳岳新乡在桃坝村、新田村试点运行“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定了《红白喜事理事会章程》，并在村民中广泛提倡，还将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写进村规民约。 　　当地在婚丧喜庆方面风气的转变，还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息息相关。富顺县飞龙镇党委书记熊恒义说，出台《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的暂行办法》后，公职人员一旦发现违规的，都严肃查处了。这样从上至下，一级带动一级，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四川省蒲江县明确规定党员干部随礼标准不超过个人月收入的10%，为党员干部操办、参加婚丧礼庆提供了量化标准。目的是要求操办者节俭办事，防止借机敛财，也减轻了沉重的“份子钱”负担。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当地办酒敛财的风气。 　　广东佛山的顺德、南海等部分地区已形成办喜宴不收红包钱的习惯。时至今日，在佛山农村，很多宴席依然会在祠堂里摆，让祖先也跟着沾沾喜气。一般每桌8人，凑齐了人就开始吃。主人还会发食品袋，让吃客打包。 　　佛山民俗学家李良辉认为，佛山人重礼，不收红包的风俗是上世纪90年代由一些个体户提议的，后来大家都希望不要“失礼”于人，于是相互模仿，减轻了人与人交往的压力，也不伤彼此感情，形成了一种新的地方文化。 　　同样，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祝寿乔迁等，红白事项“只请客不收礼”已成为江西石城县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甚至旁边的宁都等县也受到了影响。赣南师范大学教授温涌泉认为，转折点在1997年，当地农村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免礼请乡邻吃酒席，大家都觉得省事。后来政府应势利导，在与民众互动的过程，促成当地“只请客不收礼”的新风尚。 　　政府有本难念的经 　　只要涉及到移风易俗，政府便会发现自己面临的尴尬处境：规范党员领导干部，掌声一片立竿见影；指导人民群众，毁多誉少举步维艰。 　　据中纪委网站披露，自八项规定颁布以来至2015年末，全国已查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问题9763起，11445人受到处理，7758人受到党政纪处分。高压之下，党员干部操办各类酒席的现象明显减少，但一些地方民间大办、滥办之风依然兴盛。 　　在贵州农村某地，买一辆摩托、母猪下崽、甚至剃须转运都能成为办酒理由。2014年来，贵州各地出台政策以刹“滥办酒席”之风，但政府的治酒行动却遭到一些民众的强烈抵触。毕节织金县一个月内曾曝出两起干部因阻止村民办酒被村民打伤的事件。 　　为治酒，有的地方用心良苦，软硬兼施。既通过干部饭点上门守候宣传拖过办席时间的软办法，又采取强行熄火没收东西等“硬措施”，来治理民间大操大办之风。但有村民表示不理解，指责政府强行熄火端锅的行为缺乏依据。 　　这也正是政府治酒的软肋所在。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力干预民间习俗，能不能动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加以管控？这涉及到政府用权的边界，一不留神就会陷入“管得宽”的指责，甚至走到“违法滥权”的危险边缘。 　　因此，政府必须注意“姿态”和“尺度”问题：是强力推行还是有序引导，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实事求是？把握不好这样的尺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