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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南海军事交锋的“冷思考” 　　2016年甫一开局，受国际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南海问题陡然出现复杂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尤其美国机舰频繁接近中国控制的南沙岛礁，与美国官方关系密切的民间智库也大肆宣扬“中美海空军在南海发生武装对峙甚至摩擦”的前景，臆测南海“军事化”不可避免。 　　隶属于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于3月2日发布报告，分析中国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考虑因素、前提条件以及面临的挑战，称中国可能会先后在西沙和南沙建立两个防空识别区，而菲律宾向国际法庭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进展情况，将对中方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在中美军队密集过招之际，两国军方的交流始终保持热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上校2月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方准备好参加美国主导的2016年“环太平洋”演习；曾就南海问题对华“呛声”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也强调，中美军方有诸多沟通渠道，尤其双方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等防护性措施，并对两军关系前景保持乐观。反差巨大的举动，让看似热闹的中美南海军事交锋必须加上一道“冷思考”的“清醒剂”。 　　来自冷战的产物 　　时不时被中美战略学者挂在嘴边的两军CUES协定，本质是“信心建立措施”（CBMs）的产物，追溯类似“信心建立措施”概念的诞生，一个是1958年北约与华约组织在“预防突袭会议”架构下讨论大型军事演习互换观察员等事务，再就是美国与苏联之间为了防止“擦枪走火”而设计的各种预防冲突措施，从热线、避免核武器意外协定到防止海上意外协定，不一而足。不管效果如何，在有规范的克制下，世界未再发生大战。 2016年3月10日，在南海海域航行的美国海军蓝岭号指挥舰。此前，美军派出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海域，引起了高度关注。蓝岭号指挥舰则在前往菲律宾访问途中与这支舰队编队行动。 　　如今国际间研究“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普遍以1973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注：后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肇始。当年比利时、意大利代表联袂提出议案，开宗明义地提出“信心建立措施”名词及其概念。试图跨越北约、华约两大敌对组织的欧安会议协定要达成“信心建立措施”，主角还得看美国和苏联。换言之，措施的建立不光是防范冷战阴影下的欧洲爆发热战的危机，更在防范美国与苏联因误判而大动干戈，尤其是避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再度发生。 　　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苏领导人意识到沟通不良导致情况误判，近乎引爆核战争。有鉴于此，1963年6月20日，美苏代表团在日内瓦签订《建立热线机制备忘录》。当然，仅凭一条热线不足以预防冲突，所以双方于1970年9月在美国华盛顿签署《避免核意外协定》，避免预期的失控可能。 　　除了预防核冲突外，美苏在预防冲突方面的另一项措施是1972年5月25日签署的《防止海上意外协定》，目的是针对公海上航行的海军舰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拟定规范，避免局部事件导致全面大战。当时的这套规则汲取了以往美苏为预防双方军舰在公海上航行不预期遭遇时应对准则的经验教训，针对因临场情绪反应而可能出现误判所策订的标准作业程序（SOP），这套精神与设计内涵无疑也成为今天中美类似规则的“参照物”。 　　协定达成始末 　　由于CUES不是新玩意，放到当下的中美两军关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当属南海。不过几番惊险过招后，双方都能“控局有方”、全身而退，这不能简单理解为两军一线指挥员处置得当，同样要关注中美在军事安全制度建设方面“相向而行”的价值。 　　2014年4月22日，中国作为东道主在青岛举办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外界最关心的问题是，随着中国海军积极“走出去”，如何与老牌的“帝国海军”打交道，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竞合博弈”情况。尽管2001年发生过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9年又有美国海军测量船“无暇”号与中国船只在南海交锋，但中美双方真正考虑CUES规则并探讨实践机会，还是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公告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后。 　　而早在2000年举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曾提出设立CUES的提议，从当初公布的内容看，该规则是指当各国海军舰艇或航空器不期相遇时，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和手段减少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方便进行通信，而最基础的通信手段就是运用国际海事通信频道――CH16来进行通联。但在长达十余年的岁月里，只见成员国讨论修改而未获得共识。外界认为，这恐怕与中国与东盟及部分东南亚“南海声索方”把主要精力放在“南海行为准则”研讨上有关，但在2012年黄岩岛事件以后，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关系恶化，加之美国等域外国家积极介入南海冲突，使得这类危机管控机制设计被耽搁下来。 　　另一个未能尽早获得共识的原因，在于“美国规则”镶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