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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政放『钱』深化简政放权 　　新一届中央政府履职伊始，就把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并承诺本届任期内至少要取消下放现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截至目前，已分9批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618项，分2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230项，彻底消除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从取消下放的数量上看，我们已提前完成五年放减目标；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群众感受仍不解渴，说明取消下放得还不够，还要再放减。那么，进一步放减的可能性、可行性有多大？简政放权如何进一步深化？本文试做分析。 　　一、简政放权已经到了法律瓶颈点 　　给行政权力做“减法”，切实放松管制，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能有效减少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寻租”空间，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这也是这次简政放权的意义所在。本轮简政放权的思路是：首先要依法简政放权，按照现有法律法规推进简政放权，解决“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职责必须为”的问题。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按照现有法律法规先后出台了行政审批清单、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取消了法律法规以外的由红头文件设定的审批和权力。可以说依法减权、依法放权已基本完成，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再大规模减权、放权已不可能，如果再进一步大规模减权、放权，必须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也就是到了修法减权、修法放权阶段。2016年伊始，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一揽子修改了66部行政法规。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根据国务院的提请审议修改与简政放权有关的法律39部；国务院分四次修改行政法规63部，废止行政法规3部。修法减权、放权，这里的“法”是法律和法规，目前的修法是以法规为主，而下一步修法必将以法律为主。国务院法制办有关领导表示，现在的改革跟过去相比有很大区别，很多审批项目、资格认定许可已经法定化，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要动这些权，必须先修法，修法的程序更复杂，难度和阻力也更大。也就是说，依法减权、放权是清理不合现行法律法规的权力，在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作为先手棋的大环境下，部门即使不情愿也不敢公开抗法。而要进一步清理虽符合现行法律但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权力，其难度就不是依法减权、放权那么容易，而是要通过各种力量进行博弈才能见分晓。 　　二、要深化简政放权必须实行简政放钱 　　所谓简政放钱，就是把经由各部门拨付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减少一定比例，由财政部门直接拨付到国民养老金账户，实现老有所养的国民待遇，体现中央政府的仁政，降低现有权力的含金量。 　　1、放权的主体是政府所有部门，而放钱的主体是财政一个部门，实施阻力小，考核易界定。政府的权力是完全分散在各部门的，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每一项权力的含金量也有很大区别，能不能下放、下放哪些，识别权、决定权往往在N多部门，部门不想下放的权力，它会以危害国家、民生安全等宏大理由而拒绝下放，中央政府面对N多部门也不能全得罪。如食盐专营，十几年也没改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与管权主体多元化涉及所有部门不同，管钱的是单一主体即财政一个部门，其他部门管理领域内的有关资金，都经财政部门进出，受财政部门监督，因而对于放钱来说，只要中央政府决定放钱的数量，财政部门是可控的、可准确考核的，也就是放钱的总阀门只有一个，阀门开多大是中央政府精准可控的。它不像权力那样分布在所有部门有几千项之多，每精简一项权力都要经过修法博弈。从这一点上说，放钱较之放权阻力更小、程序更简、更容易操作。 　　2、放钱从哪里放：中央财政各类转移支付。从财政部发布的数据看，2015年中央财政预算收入高达69230亿元，其中对地方转移支付50764.71亿元，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29230.3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21534.34亿元。前者由中央财政一次性划拨地方财政，后者根据地方项目建设和产业扶持需要，以专项资金的形式拨付地方。2010年4月某地财政局印发《向上级争取财政资金项目汇编》，涉及农林水的32项，涉及文教卫的16项，涉及社会保障的8项，涉及生态能源的9项，涉及产业支持的32项，其他综合类5项，共102项，很多项目还需要地方资金配套。这个汇编透露出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基层事权大于财权，很多事无钱办，上边财权大于事权，很多钱找事办；二是这些资金是要靠地方争取的，只有“跑部”才能“钱进”，而“跑部”是需要很高行政成本的；三是形成马太效应。对需要地方配套资金的项目，地方有配套能力才能争取到，地方财政困难没有配套能力的，干脆就不争取了，致使越富越能争取，越穷越不敢争取，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样的转移支付项目有必要予以大幅精简，而且要像压减行政审批事项一样，有一个明确的指标要求。 　　3、放钱放到哪里：解决全国65岁以上国民养老。减下来的资金如何使用，仍然作为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