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个死跑龙套的.docVIP

我就是个死跑龙套的 　　我们一会儿在蒙古的大草原上驰骋疆场，一会儿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一会儿在清华大学里听“闻一多”慷慨激昂的演讲，一会儿又跑去陕北的农村里打游击……我们是电影《我是路人甲》里所要展示的群众演员，也就是星爷所说的“死跑龙套的”。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天里会出现在什么场景、哪个朝代，是去天宫还是地狱，是当土匪还是妖精，这些全凭导演的安排。走过千山万水，尝遍世间百态，这就是我们的龙套生活，虽然只能在屏幕上占据一个小角落、留下一个背影，但我们用对表演的热忱，追寻着自己的演员梦。 　　拍摄现场，群众演员要随时听从导演的安排，有时在街上走来走去，有时在饭馆里当吃客，有时则需要在某个位置上站定多时，为主演充当“背景”。运气好的时候，说不定还能站在主演身旁，或者有一两句台词，上镜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据说，很多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都当过“北漂”（每天一大早就会有一大群人簇拥在北影厂区门口，他们是等戏的群众演员，俗称“北漂”），利用业余时间做群众演员，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喜爱星爷的人都知道，《喜剧之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星爷的自传，那个把《演员的自我修养》当成枕边书，被张柏芝喊为“死跑龙套的”，但依然成天念叨“我是一个演员”的尹天仇就是星爷对自己多年龙套生涯的再现。没错，一个人可以是死跑龙套的，可以是普通人，但不能因此就自暴自弃。因为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小角色也可以有远大的追求。 　　第一次“领便当” 　　偶然的一个机会，朋友告诉我宁浩在上海拍《黄金大劫案》需要群众演员，通过一番曲折的联系交流，群演的负责人同意我俩去试一试。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俩和五十多名群演像押猪仔似的被塞进一辆大巴。群演以年轻人为主，清一色的爷们，要么没工作要么没钱，像我这样不为工作也不为钱的自虐者实属少数。大巴驶进松江的郊区，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厂房前停了下来。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换上了日本军装，配上水壶、饭盒、子弹盒等装备，并将随身物品和衣服放在一个塑料袋里，然后列队去外面训练。 　　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日本兵跑步――低跨侧身速跑，这样跑的好处是能看清三个方向的目标，而且动作较小，有很强的隐蔽性。看示范时觉得很简单，然而亲自上场练习时才知道有多麻烦。 　　副导演要求我们全速行军，先是一排四个人同时跑，再是一个个达标过关。两遍下来，我那穿着胶鞋的脚已麻木不堪。此后每当电视上出现日本兵行军的画面，我总是会多加注意，看他们的姿势和落脚方式是否标准，想象着他们的痛苦，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三十多分钟后，我们被分成三个组，表现好的分配在第一组和第二组拿枪演活人，第三组演尸体。有经验的人都愿意演尸体，因为一晚上折腾下来，只有“死人”才能休息。 　　晚餐的时候，我终于领到了拍电影的第一盒便当（临时演员戏份演完后，可以在剧组拿一份便当，后来“领便当”一词引申为角色死亡或消失），味道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身份――群演 　　吃完饭后继续训练，这次是持枪训练。 　　枪是三八大盖，据说是上过越南战场见过血的真家伙，功勋卓著。不过现在，它和我们一样，都是戏子，弹道被封了，也没配发子弹。持枪训练更为辛苦，半蹲、跪、站立以及各种瞄准姿势，跪着是最痛苦的，单膝跪在水泥地上，一手托着约四千克重的枪，你很难坚持三分钟不动。 　　训练结束后我们便进了厂房，演阵亡士兵的第三组群演到另一个房间里睡觉，第一组和第二组开始在厂房大厅里不断地练习跑位。这个废弃的厂房密不透风，顶上挂了几十盏大灯，整个大厅都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温度直接上升到三十八度，戴着头盔背着枪，穿着不知道多少天没洗的军服和鞋，小腿肚系上绑腿，汗如雨下是常态。一时难以适应状况的我头脑昏沉，意识恍惚。好在门口放了台扬风机，能把风吹到二十米开外，虽然时开时关，但也能把我们从中暑的边缘拉回来。 　　我的朋友是第三组的，在另一个屋里休息，闲暇时我便去找他聊天。房间里开着空调，虽然功率很小，但比我们那边的“战场”好多了。光线幽微，白炽灯的光亮透过贴满彩纸的窗户照进来，地上尘屑升腾。房间里横七竖八躺的都是人，有睡觉的，有玩手机的，穿着军装抱着枪，一派颓丧的样子，活像刚吃了大败仗的日本兵。 　　时间在高温中停滞，盘旋、缠绕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此之前，我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身份，但此刻黏稠的时间模糊了我们的面目，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统一的身份――群演。 　　人生就是一场戏 　　由于现场有几个副导演负责调度，宁浩便一直在小房间里把控整体效果，只有当现场怎么都达不到要求时，他才会出来亲自指导，我离宁浩最近的距离只有五米。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电影是由一个个镜头组成的，而不是按照本身的故事流程一气呵成拍完的，一晚上拍的镜头整合起来很可能不足几分钟。 　　轮到我们上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