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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创构新动力 　　“十三五”时期要大力“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以现代服务业、“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经济及其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巨大的区域和城乡差距的弥合等，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新需求的主要来源。但是，对应于有效释放这些新需求，还面临着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为此，必须深入推进供给端改革来创造新供给，释放经济社会活力，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新常态”其“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对此，至为关键的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必须以实质性推进“攻坚克难”的全面改革来保障。面对“十三五”时期这一全面小康决策阶段的到来，为处理好新阶段上动力机制转换与优化、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十分需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供给管理”思路和要领。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呼唤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举措 　　已有的经济理论认为，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动力源）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是一个混合动力体系，由五大要素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与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优化重构而成。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第一，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及劳动适龄人口充裕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支持颓势已现，近年在各地不断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明显上升，就是明证。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已明显老龄化。 　　第二，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我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十分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过于僵化，未能形成与时俱进的供给机制，引发诸多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以及“小产权房”等棘手难题。此外，近年来出现各类水体、土壤、大气污染以及资源能源挥霍式耗用等问题。 　　第三，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从资本的使用效率和实体经济得到融资支持的程度上看，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居世界之冠。这导致长期以来我国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观、特别是对就业贡献最大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得不到较充分的融资供给，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突破天花板”得不到投融资供给机制有力支撑，“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也始终盘桓于政策倡导层面而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实质性融资门槛仍然比较高。 　　第四，教育体制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我国科技研发的创新活力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供给机制，被行政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种种违反科研规律的不当制度机制所扼制。在教育领域即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严重的行政化、应试教育化等而窒息创造性人才的生长；应用研究中，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第五，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的巨大增长和进步，与政府管理理念的改变、职能的调整、方式的转化、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的优化进程与制度变革的推进已经滞后。 　　优化供给侧环境与机制，释放潜力托举经济质量“升级”式增长的主要对策建议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强国富民”为根本发展目标，以“改革开放、动力混成、创新包容”为主驱动力，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以释放潜力、激发活力托举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