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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曾经追逐过的时尚 　　1938年，因报道西班牙内战而出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徘徊于熙攘的西安街头，为战时中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图片记录。其中的一张照片，是一位中年男子冲着镜头微笑，他背上的儿童望向远方，头戴的配有航空风镜的皮质飞行帽格外引人注目。 　　卡帕还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行头”，正是1938年的中国最流行的打扮。进入抗战的第二年，中国空军英勇抗敌的故事，还时刻撩拨着人们记忆的弦，激励着战争中的国人。潜移默化地，中国的民间兴起一阵“战时摩登”： 淑女间流行戴起飞行员手套，在机场留影则成为最时髦的场景，婚恋市场的偏好稳稳锁向中国空军飞行员。一首歌，一场电影，一副月份牌，一张航空公路彩票，航空文化和中国人如此亲近。这是一阵从战前就开始吹动的航空旋风，因为战争的催化，如今闯入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1932年的夏天，人们还能清晰地忆起早春那场灾难性的大轰炸，1月29日的上海天空，于是在记忆里变成一片阴郁。在这日清晨，日军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馆中珍藏的几十万册善本与孤本图书全部付之一烬，纸灰飞越数里。“国人又添一惨痛史，记忆里是永远的敌人炮火之凶残、飞机之毒悍。” 　　同样是当年夏天，同样是在上海，一众名人齐力组建了一个叫“中国航空协会”的组织，揭开了中国航空发展史的新一页。 　　中国航空协会，是“一?二八”战后，民国航空署鉴于普及防空及航空知识的急迫性，而策划的一个航空组织。当时的航空署长黄秉衡派法制部专员林我将往返京沪两地，不出月余，中国航空协会建立。 　　当时参与这个协会组织工作的人有：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航空署署长黄秉衡、航空署法制部专员林我将、航空元老刘沛泉、大外交家王正廷、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王晓籁、知名银行家陈光甫、李馥荪、林康侯，还有一众上海闻人如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等。 　　航空协会甫一建成，借其名人效应，在各地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天津、河南、山东、广东等省市，纷起响应。天津市民忆及“九?一八”之后，日军在中国一南一北的多次野蛮轰炸，纷纷捐款到《大公报》社，让其代购飞机，以效爱国之情。河南和山东，则早有民间航空协会的力量，这次只不过是“东山再起”，基础好，反响快。河南省甚至出洋十万购好飞机，直接送到当时的民国首都南京。 　　中国航空协会计划每周举行露天演讲，并在上海广播电台轮番播放演说稿。航空署为表示对航空协会的支持，更要求全体署员集体加入航空协会。这在交战阴霾笼罩、 “妥协、谨慎”对日政策流行的空气下，实在是见少的“壮举”。 　　吸引民众，绝不是几场演讲就能搞定。于是，在远东时尚之都上海，航空的宣传也变得摩登起来。当时的宣传活动包括飞行游览、环中国飞行、名人乘机、航空彩票销售、游园舞会、民众捐机等。 　　搭乘飞机空中游览，因为需要亲身参与，最易引起兴趣。早在1925年北伐前夕，为了募集航空捐款，广东航空学校就在民众来校参观时，开放飞行游览活动。到了这时，航空协会联合上海同济大学成立了一个中国飞行社，开办飞行课程的同时，又免费开放飞行游览上海城。 　　环中国飞行，是另一项吸引众人的活动。陈文麟与孙桐岗二君在1933年的环中国飞行，掀起了飞行浪潮。陈、孙二君在环中国飞行之前就已有环球飞行经验。1929年，陈文麟自英国出发，途经8国飞抵厦门；1933年，孙桐岗则从德国启程，经13国飞回祖国。1933年，中日在长城一带的激战，使得“救国”呼声愈高，于是陈文麟与孙桐岗分别架机环中国飞行，以宣传航空救国。陈文麟架自制“江鹊”号飞机，与潘鼎新合力飞行（应于厦门起飞）；孙桐岗与王祖文在杭州起飞之时，航空署更是派了八架飞机送行，可谓风光一时。这之后，飞行热潮卷及摩登女性，当时在上海滩热卖的《玲珑》、《妇女生活》等女性时尚杂志，就曾多次大辟篇幅报道女飞行家的踪迹。保守的中国人还在感慨女子都会开汽车之时，听到天空之上，已有芳影，不禁大为惊讶呢。 　　不会飞行，却因身为名人，引发记者追逐，名人乘机无形中为中国航空做足广告。这个现象在淞沪抗战之后，特别明显。当时的民国财长宋子文，和“暂时下野”的汪精卫，一度活跃于机场的身影频频现身杂志插页中。其中身着一身“布衣”的汪精卫站在机场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 　　受日本“启发”，财长宋子文倡议的航空公路救国券以每期高额奖金成功成为当时的彩票冠军。一家电影公司因此投拍电影《航空救国》，借由一系列小市民的悲喜剧引出结局：意外获奖的两名学生，捐出全部奖金用于购置飞机。这个结尾虽多少有些太过说教，然而航空救国却已慢慢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了。 　　上海的《明星日报》曾经举办过一场“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胡蝶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中国电影皇后”的桂冠而设。本来，只想请胡蝶参加一场庆典了事，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