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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尽快立项制定志愿服务法（等7则） 　　应当尽快立项制定志愿服务法 　　我国已有较多的地方立法及其实施经验，推出国家层面志愿服务立法的条件已经成熟；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特点和志愿服务的全民实践，呼唤着加快国家层面的专门立法，提供更全面、更给力的法律保障。同时，无论从全民共识基础还是从地方实践经验抑或事业发展需求的角度看，国家层面立法不必且不宜走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加以调整的路子，仅靠行政立法不能满足我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的特殊要求；也不宜选走仅靠在慈善法草案中增加几个条款另再加上一部行政法规实行民政主导型的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的偏窄路子，此种行政管理立法模式恐不利于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具有独特的资源和优势，包括互帮互助传统、高层推动决心、集中资源能力、组织动员能力。例如，党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工会组织和慈善组织高效率地组织动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传统、能力和经验，中央文明委办公室、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民政部、团中央以及其他中央国家机构和社会管理组织，实际上在发挥高层协调、统筹规划、组织动员、专业指导、政策推动、法律调整等职能作用，等等。这些资源和优势，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有别于、更胜于像美国、德国、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认真挖掘自身既往实践经验，同时理性选择借鉴他人经验，我们可在现有基础上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和制度体系。换言之，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优势，可以更大程度地激发出社会组织活力，更高效、更持续地发展志愿服务事业，稳健地推动社会发展、社会民主、社会和谐；同时，由于志愿服务活动主体多元化、行为多样化、内容丰富化，社会组织关系非常复杂微妙，更需要、更适合发挥人大主导立法职能通过制定法律加以调整，而且我国已有较为丰富、成熟的地方人大立法经验可资参考利用。建议将制定本法尽快增加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使其成为依法保障志愿服务事业快速发展的有力抓手。 　　一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 　　机动车限行、财产权限制与比例原则 　　“使用”是宪法财产权的当然保护范围，机动车限行是公权力对财产权的限制。从财产权限制的性质上区分，“按尾号每周限行一天”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而 “单双号限行”则实际上具有征收效果。机动车限行在现有法秩序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限行措施未必能够促成缓解交通和治理污染之公益目的，并且还存在其他能够达成公益目的而较少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因而限行措施有违宪之虞。财产权的保障首先在于“存续保障”，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并不能借由补偿而被正当化，这种严格的限制措施只有在极端紧迫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翔 　　“处长现象”的治理之道 　　李克强总理批评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揭示了“处长把关”“处长作主”乃至“处长治国”等奇怪现象的负面效应。要从根本上治理被扭曲了的“处长现象”，应当从确保行政决定和命令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上狠下功夫。一方面，处级县级干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正面效应同样应当受到重视。某些“国家规定”也难免存在不当甚至违法等情形，相关监督制约和救济机制成为必需。所以，有必要将“处长现象”作为对决定、命令或者规定的形成过程进行反思的契机，将广泛而切实听取基层意见和建议设定为“顶层设计”的法定程序，以充分汇集包括处级干部在内的各级各类公务员的智慧。应当努力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在整个行政过程中贯彻参与型行政理念，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确定为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并完善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制度，充分活用行政调查制度，重视政策科学的研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和确保专业知识支持机制，由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等来保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 　　法治社会必须摒弃“文件治国” 　　过去有一个提法，叫“文件治国”甚至“社论治国”，这都与法治思维相悖。之前曾出现过最高法连一些树级的红头文件都“管不了”的情况，“全国人大管不了一个村委会，这说明了很大的问题”。执政党要带领人民依法治国，首先自己要带头遵守，文件不能随便发，特别是跟法律冲突的文件是不能发的。目前这个阶段实际上还是“文件治国”和法律治国并行。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法律，是个很好的信号。行政机关唯一的行政方式就是依法行政，即老老实实地执行人大通过的法律。现在行政机关都在做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从哪儿莱？法律授予的，所以你不能行使法律没让你行使的权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王振民 　　法治社会是契约社会 　　法治社会建设须经历传统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这一过程。法治社会是“契约社会” 契约的基础是主体平等、权义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