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张元济在上方花园的往事.docVIP

祖父张元济在上方花园的往事 　　我的祖父张元济，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和康有为，都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翘楚人物，然而，相比于豪放大气、张扬恣肆的康有为，祖父可以说是一个低调没有声音的人物。 　　祖父字菊生（1867-1959），是清光绪十八年（1892）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任刑部主事。祖父在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因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于是就举家从北京来到上海，创办了商务印书馆，由此也就成就了一段商务出版的传奇。 　　祖父一辈子，没有洋洋洒洒的谈话演说，也没有堆积等身的专门撰著，以致在今天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祖父的名字。但是他在我的眼中，却可亲可敬。要说祖父的成就，惟有看他做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他当时为了创办商务印刷馆，曾聘请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还编制过新课本和工具书，翻译逾百种西方小说名著，新创多种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可以说，在当年商务印刷馆生产的大量优质精神食粮中，不少到了今天仍然是华文知识食谱中的“启蒙主食”。 　　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直到我从教会学校毕业去北京，都和祖父张元济住在同一幢楼里。在我的印象中，祖父很严肃，即便在年幼的时候可以跟祖父开开玩笑，心里也还是有些怕他。何况，祖父很忙，并无太多含饴弄孙的时间。“祖父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即使他退休了，手头也仍有很多工作，加上他交游很广，总有朋友来访，这样一来陪家人的时间就很少了。” 　　祖父的言传身教对包括我在内的全家人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对生活并不苛求，物质的要求也不高。祖父原来住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那是一幢耗费了他半世辛劳建造起来的老式大洋房。他在那里编纂了《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两部传世巨著，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许多大政方针也在此诞生，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常光顾张宅。后来，为了躲避险恶的政治环境，就将极司菲尔路40号的老宅出售，我家也于1939年早春迁居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善钟路（今常熟路）口的上方花园。那是一条新建的新式里弄，每栋住宅为三层，前面有一小花园。我们租用的是在第三条横弄的最后一栋。 　　最早的时候，上方花园曾称“沙法花园”，其实，所谓沙法花园是一大片地，从霞飞路善钟路口一直延伸到南面的辣斐德路，往东包括现在的新康花园、音乐学院等许多地块在内。在早期的上海，那片地曾经是一个名叫沙法的犹太人的产业，后来他将地分割成若干块出售，于是就建起了新康花园、南面沿辣斐德路的游泳跳水池等。 　　上方花园是祖父起的名，“上方花园”这四个字也是我祖父提的，而且还亲笔书写了四个大字，刻在里弄大门的门柱上。“上方”二字在古文中有“天界”之意，也有说成是“阳气所萌生”的方向。有时还可作“尚方”解，是古代的一种官名。综合这许多含义，祖父所提的这个名字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可以解释为“处于黄金地段的一块高尚儒雅的风水宝地”，但后来人们均不解其意。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那门柱没有了，祖父写的“上方花园”那四个大字也随之消失。现在门柱上的几个大字是后来做的，并非祖父的手迹。 　　在这条里弄里有71栋独立式住宅，最早入住的有不少当时的知名人士，如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我国古方志学权威的张国淦，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现代会计学界泰斗的潘序伦，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等。 　　上方花园住宅是由英商马海洋行设计，有独立式、联列式、行列式等类型的房屋七十余幢，大部分为西班牙式，环境优美静谧。祖父的新居共有三层，每层有两间并排朝南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小花园。祖父将底层东侧作客厅，西侧为餐室。客厅正中墙上挂的是龚鼎孳和孙承泽所书堂幅，澹归和尚亲笔屏条挂在右侧。近窗放置三只书橱，内藏《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他的卧室在二楼西侧，我弟弟张人凤先生曾撰文详细记述了祖父的卧室兼工作室：除了几件简朴而结实的家具，就是大堆大堆的书；房间西北角放着一张黄褐色的床，那是父亲工作以后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为祖父母定制的；床前有一张红木方桌，这是曾祖母的妆奁，现在成了祖父的工作台…… 　　祖父一生致力于出版与学问，他的日常生活、交际往来也几乎围绕于此。他对钱财看得很轻，晚年为商务工作，分文不取，遇到人家有困难，常常伸出援手。在我的心目中，祖父是个淡泊名利、不事张扬的人，但遇到不公之事又是一个仗义执言的人。特别是祖父蛰居上方花园后，曾以自己的爱国行动，彰显出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拒绝与日伪有任何往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尽管商务面临困境，但他从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与日伪的“合资”、“合作”，把商务这家屡遭日本侵略者打击的民族文化企业一直支撑到了抗战胜利。1942年年初的一天，我家门口停下一辆汽车，来了三个日本人。他们递进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