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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空间站：回顾、猜想与展望 　　从“曙光号”到“神舟十号”，中国的空间站建设虽曲折漫长，而且与美俄还有很大的距离，但中国始终坚持自主、理性、量力而又竭尽全力地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且并不排斥和国外的合作。当下，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战略依然免不了会被各种有色眼镜贴上政治的标签，但我们宁愿相信，所有事关远大梦想的工程，都是人性本初的崇高与智慧在驱使人类为挽救物种危亡，促使开拓者探索前人未至之境。 　　2013年6月26日9时41分许，神舟十号飞船载着聂海胜、张晓光和王亚平3位“天之骄子”从太空返回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主着陆场。 　　神舟十号任务结束后，按照原先规划，处于设计寿命末期的天宫一号将会“光荣退休”，不再接待下一批航天员。那么，中国下一艘“神舟”飞船将往何处去？中国下一个空间实验室，以及未来的大型空间站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从“曙光”到“天宫”的漫漫长路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飞天之梦，这个五彩斑斓的梦幻化成古老敦煌壁画中长袖善舞的“飞天”，美丽的月宫与嫦娥，以及英勇万户的舍身一跃。到了20世纪初，3位跨时代的英才――齐奥尔科夫斯基、戈达德与奥伯特通过计算与实验，用火箭为全人类打开了天空之门。在随后的二次大战中，为纳粹德国效力的冯?布劳恩发明出实用性的火箭――V2飞弹。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火箭人才分别流落到美国和苏联，由此展开了东西方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太空竞赛。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位宇航员、第一次太空出舱、第一次交会对接、第一个月球脚印、第一座太空堡垒……一连串的纪录散落在历史长河中，但却迟迟未有中国人的身影。加加林上天对中国来说，是强烈的刺激。尤其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高层领导和科技专家高度重视中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问题，《中国卫星十年发展规划》应运而生。 　　1965年8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规划。规划里有这样的内容，“1969年、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上天后10年要发射载人飞船”。1970年4月27日，深陷文革浩劫的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之后不到3个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准了一项关于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曙光一号”的重大计划，毛泽东还在这封绝密文件上作了批示，“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宇航员”。接着，中国人开始秘密培训第一批航天员，利用生物探空火箭研究了失重状态下的生理医学问题。中国的最高层甚至要求技术人员在3年时间内把航天员送上天。由于航天工程几乎涉及当今世界所有的基础科学和理论技术，运载火箭的难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更重要的是，由于当年可以想见的政治混乱与经济困难，“曙光号”飞船的研制工作停滞下来，永远停留在了图纸和档案馆里，选拔出的航天员也壮志未酬。 　　20年后，中国人的飞天梦又一次被提上日程。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会召开第5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这次会议认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这一天，距离1961年4月，前苏联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飞船上太空已经31年；离1962年2月美国的约翰?格伦乘坐“友谊7号”飞上太空也已经30年了。 　　1992年9月21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决策正式实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从载人飞船到空间实验室，再到空间站的发展战略。与很多重大工程都有一个特定的代号一样，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有了一个神秘而响亮的名称：“921工程”。20年，中国航天人就打造出了自己的登天利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和“神舟”系列宇宙飞船。 　　从1999年到2002年，四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至神舟四号相继发射升空并顺利返回，系统地测试了飞船的各项性能。2003年，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飞天梦。从此，继俄国航天员“cosmonaut”与美国航天员“astronaut”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中国航天员的专用词“taikonaut”（太空人）。2005年，神舟六号完成了双人多天飞行，航天员费俊龙和聂海胜首次进入飞船轨道舱工作和生活。2008年，神舟七号搭载3名航天员实现了中国首次太空出舱活动。2011年，中国第一个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进入太空，并在两年内依次与3艘飞船神舟八号、神舟九号和神舟十号对接。 　　天宫一号事实上是一个简易的单体式空间站，前后分为直径较大的增压舱段――实验舱，和直径较小的仪器设备舱――资源舱。在实验舱的前部设有与神舟飞船轨道舱对接用的“异体同构周边”对接装置。与飞船对接后，航天员从对接口进入天宫一号，在实验舱内开展各项实验，进行工作与生活。实验舱内还设有两个“卧室”，“卧室”用隔断与其他部分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