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审美特征分析.docVIP

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审美特征分析 　　正如“二战”是世界各国影视创作的重要题材并由此产生大量经典作品一样，作为“二战”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抗日”战争，自战争爆发之时，便同样成为中国影视创作的重要题材，且在近七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产生了大量经典作品。进入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高峰期，据本课题组所做的初步统计，自2001年至2012年这12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发行的抗战题材电影作品就有109部，电视剧作品则有128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抗战题材影视作品所呈现的人文内涵和美学风格都各具特色，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繁荣，也使其在人文内涵与美学风格上呈现出一些新的面貌。不过，若欲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一时期作品审美特征全貌做一清晰描述实非易事，故本文将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审美特征做一粗略分析。 　　一、历史叙述方式：回归与多元 　　在影视作品中如何叙述历史，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不唯影视艺术，文学艺术也同样如此，例如关于历史小说，在明代便已有“羽翼信史”与“传奇贵幻”之争。在当代，一方面，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影视艺术，面对历史题材是应该遵循“实录”还是可以“戏说”，一直存在争论；另一方面，对于多数人赞成的历史“实录”精神之“实”如何确认，同样存在争议。冯友兰先生曾将历史分为“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并指出“写的历史”不可能还原“本来的历史”而最多是它的影子，但“写的历史”其目的又在“摹绘本来的历史”，因此，他强调“写的历史”应注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1]。冯先生的这一观点虽说的是哲学史书写，但对影视艺术表现历史题材同样有所启示。影视艺术对历史题材的表现，首先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但同时又不应成为历史真实的传声筒。影视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因此，面对历史题材创作同样应尽量做到“艺术与历史的统一”。 　　抗战题材作为经典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中的历史叙述方式，在二十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着不同的风格。在抗战期间产生的抗战题材电影对历史的叙述有着明显的实录精神，如《八百壮士》和《保卫我们的土地》等，这也表现出这一时期电影创作者力求真实反映抗战现实，迅速传达爱国精神的愿望。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抗战影视作品的历史叙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如《地道战》和《地雷战》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或游击队被突出为抗日主体，而国民党军队则被有意塑造为阻碍抗日甚至敌人的形象，且不少作品中流露出的简单乐观主义也遮蔽了抗战历史的残酷性。八十年代抗战影视作品的历史叙述一方面带有明显的去蔽特征，如《西安事变》和《血战台儿庄》等，在战争主体及其残酷性上开始逐步还原抗战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历史反思精神的出现则是这一时期历史叙述的新特点，如《红高粱》和《四世同堂》等，表现出对战争、对生命的反思。九十代年抗战影视作品的历史叙述则开始加进更多的娱乐成份，如《三毛从军记》和《绝境逢生》等，只不过此时作品中的娱乐成份还基本笼罩在主旋律与艺术性的光环之下而未起主导作用。纵观二十世纪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叙述方式，虽然不同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但整体上还是以重点表现历史的真实为主，不论追求的是本来的真实，还是书写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叙述方式，一方面有继承，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品历史叙述方式发展的延续；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呈现一种新气象，这一新气象主要表现在回归与多元两个方面。 　　所谓“回归”，是指这一时期有一批抗战影视作品的历史叙述方式开始回归历史题材影视剧应然的方式，即“艺术与历史的统一”。历史的真实不再是作品叙述中最为重要的或唯一重要的元素，艺术性开始上升到与历史并立抑或有时甚至是超越的位置。这种回归的尝试在最初或许不一定能非常成功，有时或许还会矫枉过正，但是这一趋向无疑是抗战题材影视艺术发展的必然方向。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在新世纪影视作品中通过不同角度不断翻拍这一现象来解读这一新趋向。 　　新世纪之前拍摄的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以八十年代的《屠城血证》和九十年代的《南京1937》为代表，《屠城血证》明显带有那个时代历史叙述中追求历史本真的倾向，而《南京1937》则是那个时代历史叙述中反思倾向的代表。进入新世纪，同一题材的影视作品生产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之前，如由中国大陆生产的作品便有《五月八月》（2002）、《栖霞寺1937》（2006）、《南京！南京！》（2009）、《金陵十三钗》（2011）等等。在这看似违背影视作品生产规律的现象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抗战剧历史叙述的回归。这在以下两部作品中表现得颇为明显。《五月八月》以一个家庭在战争下的遭遇为主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去表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