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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机制研究 　　摘 要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实践中成为半羁押状态的强制措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其决定、执行进行监督，但规定过于原则。本文以检察机关的视角出发，从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必要性、面临的困境等方面予以分析，以期构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检察机关 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修改后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进行了大幅改动，尤其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出现，成为了司法改革的又一亮点。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容易导致变相羁押等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第4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其总则明确“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情况下，《刑事诉讼法》再次对其中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实行监督，可见该项法律监督的重要性。本文将以检察机关的视角出发，针对如何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构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机制进行探讨。 　　1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本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引发了学者的批评和担心，主要是担心监视居住中关于“指定居所”，因其没有类似于规范看守所侦查活动的规定，可能给变相羁押、刑讯逼供提供场所和条件。为防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异化为变相羁押和为刑讯逼供提供合法场地，因而需要通过检察监督的权力予以控制。 　　1.1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可能出现泛化适用的现象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种情形可以指定居所：一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住房客观条件，即无固定住所即可指定居所；二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形，即三类重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且有碍侦查，可以指定居所。但是“无固定住所”该如何界定，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也缺乏相应的监督。这就导致实践中侦查机关可能会为了办案的需要，随意将“无固定住处”作扩大化解释，容易造成对暂住的流动人员、外来人员均认为系无固定住处，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就违背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羁押的替代性措施的立法本意，出现泛化适用的现象。 　　1.2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容易异化为变相羁押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办案机关可以在不受《看守所条例》等法律文件的约束下合法地“羁押”犯罪嫌疑人长达 6 个月的时间。加之，其适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自行执行，且条件宽松，程序灵活。因而，倘若没有配套的规制监督措施出台，在新刑事诉讼法对监所讯问活动制约重重以致突破口供越来越难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可能会转而青睐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以规避拘留、逮捕的正当程序。此外，由于法律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场所及监督缺乏明确的规范，因而指定的“居所”有可能趋于“黑监所”化，使指定监视居住沦为变相羁押，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1.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会打击新刑诉法做出的旨在防范刑讯逼供的一系列制度性努力 　　为遏制实践中屡禁不止且在某些地方还尤为严重的刑讯逼供现象，新刑诉法做出了如下针对性规定： 对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后应立即送看守所羁押； 其后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而且根据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性质、轻重，对讯问过程必须录音录像或者可以录音录像；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当排除其证据效力，等等。从以往的侦查实践看，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看守所之外的“办案点”或者其他场所。如果不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加以监督，侦查人员在指定的“居所”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发生刑讯逼供的风险也有可能出现。 　　2检察机关在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中面临的困境 　　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享有监督权，然而，对于如何履行监督职责，法律、司法解释并未予以明确规定，使得检察机关在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 　　2.1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根据刑诉法规定，监视居住的适用由公检法机关自己决定，并统一由公安机关执行。三类重大犯罪且有碍侦查，需要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须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此处公检法三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权力如何进行划分难以分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但由于检察机关自身在适用此措施时也存在相应的决策权，这种自我监督机制的设定不免产生现实上的监督乏力。由于立法上未能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对违法的决定、执行行为便难以有效地预防和抑制。 　　2.2获取监督信息不畅通、不及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7 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