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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刑诉法》第79条的理论与实务探讨 　　【摘要】原《刑事诉讼法》第60条对逮捕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对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作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规定，并且增加了应当逮捕和可以逮捕的几种情形，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但仍存在如何理解和把握的问题，本文将从审查逮捕理论与实务视角对此进行解读。 　　【关键词】新刑诉法；逮捕条件；社会危险性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的决定》，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如何适用逮捕措施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将原第60条规定的逮捕条件进一步细化和归纳，为今后统一审查逮捕标准，减少审前羁押率和保障人权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是否能发挥出预期的社会作用，除需要具备立法规定的可操作性外，还需要广大司法实务人员的深刻理解并贯彻落实。 　　一、新《刑诉法》第79条对逮捕条件的完善 　　原《刑诉法》第60条对逮捕条件的规定较为笼统，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司法实践中对何为“社会危险性”，何为“有逮捕必要”普遍理解不一，把握不准，各地公安、检察机关为此制定、会签的一些涉及逮捕条件的文件规定也各有差别。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也就是将原来“社会危险性”具体规定为以上五种情形，大大增加了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予以逮捕”，该款规定分别从嫌疑人可能判处的刑罚和是否有前科或身份不明三个方面对应当逮捕进行了硬性规定，排除了检察官在上述情形下逮捕与否的自由裁量权，对提高打击犯罪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具有重要作用。接下来第三款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予以逮捕”作了规定，该款对是否逮捕使用的是“可以”，也就是说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即使情节严重，也可以不逮捕，区别于原来必须逮捕的规定。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一直以来都是作为衡量一国人权状况的重要指标，此次刑诉法修改对逮捕条件进行规范和细化，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刑诉法》第二条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具体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体现，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目的、原则等宏观层面确立了人权理念，同时也为尊重、保障人权设立了确实、可行的具体内容，是立法的巨大进步。 　　二、社会危险性的理解和把握 　　虽然新《刑诉法》第79条对“社会危险性”具体化为五种情形，且没有使用兜底条款，相较之前刑诉法第60条规定而言，对司法实践大大增加了可操作性，一定程度上统一了执法标准，对减少审前羁押，提高审查逮捕效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如同刑法或其他任何法律一样，刑诉法条文作为法律规范，其表述不可能穷尽诉讼程序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因此这里的五种情形仍然存在理解和判断上的一些问题，笔者试图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此逐一进行探讨。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犯罪嫌疑人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理所当然成为羁押的理由，但是对此可能性的判断和其他四种情形一样，都应当建立在有相应证据证明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凭空臆断或主观想象。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对此解释为犯罪嫌疑人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其主观恶性、犯罪习性表明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以及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犯罪的，笔者认为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符合上述特征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前科材料，如其曾因与当前同类犯罪被多次判刑、劳教或者流窜各地作案，屡教不改的；犯罪嫌疑人吸毒、赌博而无生活来源的材料，长期吸食毒品或以赌博为业又无合法收入，必然导致其重新犯罪获取毒资、赌资；在犯罪嫌疑人身上或住处查获准备实施新的犯罪的工具、记载的日记等材料。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 　　《规则》解释为有一定证据或者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预备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重大违法犯罪行为。首先，如果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本身就是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爆炸、决水或者重大毒品、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