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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的素质和责任 　　智库的作用和责任在于支持决策、分析决策的可行性，但它本身并不是决策者。当下中国智库素质亟待提高。 　　智库的责任：支持决策 　　第一，探讨理论基础。任何问题背后都有它的理论在里头，这个理论基础如果不合适，就有可能造成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比如说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关系，我曾经讲过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个大问题。 　　最近有人提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我是不同意的，这种提法不完整，应该足公平和效率并重。如果我们不讲效率了，那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怎么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怎么满足人民口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呢？当然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社会不稳定，最后也没有效率可言。这些都是方针性、原则性的问题。最近我提出“四大关系”要解决好：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集权和分权。这是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提出米的要处理好的问题。这些都是理论问题，再细节一点的社会保障也有珲论问题，社会保障里的代际公平和代类公平如何能够兼顾，这也是个理论问题。 　　第二，评鉴国外的经验。有一位领导同志考察一个国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国家情况挺好，而另一位领导考察另一个国家觉得这个国家也不错。但究竟怎么弄？我们需要把各个国家的东西拿出来经过分析比较提出建议。医改也是这样，有的同志去意大利觉得意大利的模式不错，去英国看英国的模式不错，到美国看觉得美国的模式不错。究竟每一个国家医改方案优缺点在哪儿，比较上怎么样，对于中国究竟采取哪一种模式比较好，这需要智库来研究和评价。第三，完善政策框架。一个政府制定出来政策，它是一个人的政策框架，在框架里很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没有考虑到的地方。人大立法就有这个问题，法是立了，具体细节由执行部门去制定，法都由具体执行部门制定细节的话，就等于把立法权交给了部门，到时候就会出现部门利益体现到法律里。这次我看德江同志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强调，立法要细，不细的话这个法执行起来就有问题。 　　第四，分析实施的难点。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任何一个政策都存利弊权衡之后定下来的。今天一个政策过了若干年以后，可能就需要修改；今天是好的，但过若干年以后可能就出问题，就是要改动。像这些问题，我们在实施过程里分析它的各种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冈为任何政府都很难预计一个政策下去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第一次房改以后我就收到妇联的情况反映，说现在结婚的人多了，离婚的人也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要赶最后一班福利分房，你不结婚分房分不了，所以很多人就赶快结婚，不管感情承受不承受，结了再说。为什么离婚的人多了？因为要把公房卖给个人，一家只能一套，原来两个公房，两口子两个单位，只能保留一套，怎么办呢？先离婚，先把房子保留下来，至于以后能不能复婚是另外的问题。至于实施难点问题，最近也出现离婚的，新的“国五条”出来也出现这种情况，这就需耍我们智库认真分析和帮助政府做好决策。 　　智库的责任：分析决策可行性 　　现在真正做可行性研究的单位实际不是做可行性，是做可批性研究，就是说怎么能够让中央批。结果所有可行性报告都是可行的，这就非常危险。很多我们的决策失误往往就出现在这些地方，一种根本是由于有腐败在里头，这个项几就是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垮了重建还是有GDP，这种GDP有什么意义呢？它完全是有害的。还有一种是可行性研究做了，项目获批建成后，由于市场、原料等原因不能投产，建设的时候能拉动GDP，但建成以后就趴在那儿，不能继续发挥作用。还有一种是过于超前了，我觉得适度超前可以，过于超前就会造成问题，比如我听说100个城市要建地铁，1公里地铁5亿～7亿元投资是最少的，100个城市要建地铁，你看他可行性报告都是可行的，但你应该仔细研究是不是真的可行。根据我的了解，国内的地铁没有一家是不赔钱的，建成以后财政就得大量地贴钱。当然，大城市为了解决居民的交通问题建地铁是必要的，但是不是100多个城市都有必要建地铁，要看可行性报告它都可行，所以我们智库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是光说yes，也要会说no，这就需要有勇气了，而且不能没有根据地说no。 　　我曾经说过要做6个方面的可行性研究，第一是技术上是可能的；第二是经济上是合理的；第三是法律上是允许的；第四是操作上是可以执行的，你提出意见，如果操作上不能执行，这还是有问题；第五是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第六是政治上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只有这6个可行性，我们都能够看透了，这个项目才真正是可行的。否则你报告是可行的，实施起来就不可行，所以我们智库的责任就是既要能说yes，而且为什么能够yes；也要能说no，为什么是no。我认为这是智库很重要的职责，不是光说好，而是有问题了还要把问题摆出来。 　　智库的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