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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改变中国 2014年10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到“股权捐赠”、“慈善信托”、“公益创投”等此前从未进入领导人话语体系的公益产业前沿概念。 11月3日，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在纽约举行的“全球社会创新大会”上发布了《2014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研究报告。 11月8日，北京论坛开辟“社会投资与影响力测评”专场。 很难说这是上层建筑指引下的民间跟进，还是社会创新的量级积累触动了高层，可以确定的是，在2014年的岁末，关于社会投资的话题热度达到一个新的峰值。展望2015，这波发生在业界会议中的热潮有可能会演变为产业层面的、大数量级的资本运动。 社会企业是什么 但是，这事儿目前看起来有个障碍――概念不清。社会投资的载体是社会企业，当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伙热火朝天地讨论社会企业，都说这事情好，末了一合计，可能发觉大家聊的社会企业根本不是一回事。其核心问题是：社会企业，其本质是企业还是NGO？ 深圳民政局副局长侯伊莎在走上北京论坛的讲台时颇为困惑：“这个社会企业是社会组织的延伸还是企业的延伸？很多发言者都说，它首先是企业，但是，我个人一直理解为社会企业首先是社会组织，其次才是引入了企业运作的体制机制和它的一些工具手段。” 而国内公认最好的两家社会企业――残友集团与富平家政，其操盘手刘海军与陈祖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一致：“当然是企业！”这两位哥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公益圈中人，“我们平时不爱说慈善，我们是搞企业的。” 北京论坛“社会投资与影响力测评”专场的组织者、北大教授袁瑞军则认为，社会企业既不属于第二部门，也不属于第三部门，而属于一个独立的“第四部门”。 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论及社会企业，政界认为是NGO，业界认为是企业，而学界认为这是一个新品种。 这并非无意义的学术概念之争，概念不清，就没法统计中国究竟有多少社会企业。残友创始人郑卫宁说，按欧美的标准，中国的社企少得可怜；但按北大教授袁瑞军的说法，中国的社企有好几十万家，事业单位都应该算社企。 比赚钱更重要 社会公众与资本市场对社企的评价也会出现混乱，外人无法判断一家优秀的社企应优先确保财务健康，还是优先考虑社会影响。 残友与富平选择优先确保财务健康。残友基金会秘书长刘海军甚至要求残友旗下的所有部门，包括管后勤的行政部门与财务部门，都要想办法创收。 但他们依然被公认为中国最好的社会企业。 事实上，残友集团遭遇过财务健康与公益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刻。2006年，残友集团一名渐冻人工程师因病丧失了工作能力，郑卫宁随即建议在残友设立退养制度，让失去工作能力的员工在退养后继续领取工资，直至生命结束。 社会企业与一般商业企业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虽然强调赚钱很重要，但他们永远有着比赚钱更重要的目标。 富平亦是如此。富平家政总经理陈祖培在2个多小时的访谈中，超过七成的时间在谈公益。我问他，你既然认为富平本质上是一个企业，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谈公益？陈祖培的回答非常经典：“因为我的日子过得不错啊！” NGO怎么办 坚持在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再做公益，这大概是社会企业与NGO最大的不同。 如果把残友与富平比作一辆汽车，那这辆汽车的底盘是商业企业，而公益理念则是发动机。他们坚持用企业的方式存活，用公益理念去制造影响力。他们都拥有对赚大钱基本不感兴趣的领军人，所以在社会企业有机会获得高额利润时，并未发生方向的偏移。在残友，这个人是郑卫宁，对于他来说，证明残疾人的社会价值要比赚钱重要得多。在富平，茅于轼、汤敏、沈东曙等人牢牢把控着社企的方向。 那么，问题来了：日渐成型的社企集群会给中国公益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乐平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说，从“分散创新期”走向“市场构建期”。这是我所了解到的，对国内公益形势最精要的论述。 言下之意，大批量公益小团队分散试错的时期即将过去，是时候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进而产生行业大牛，更高效地使用社会资源。 巧的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近期有类似的言论，在2014年9月的深圳慈展会上，他罕见地批判了草根NGO，并给出12句的评语：“开会自娱自乐，或者隔靴搔痒；培训当成盛宴，吃住有人埋单；眼里没有市场，端着金碗要饭；自持道德优越，低效也很心安；领导总有理想，员工跟着喝汤；与其苟延残喘，不如趁早关张。” 影响力测评 时势不同了。是的，就在短短的几年间。 可以想见，未来一年间，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为资本大规模进入公益市场扫清障碍。这对国内的泛公益组织而言，既是巨大机遇，也是生存挑战。资本是带着意志来的，这种意志，未必会与NGO的公益理念相悖，却必然挤占效率不高者的生存空间。 尽管企业界认为社会企业与NGO不是一码事，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的期望中，未来大批的社会企业最有可能从NGO，尤其是从民非中转型而来，直接参与到这场即将到来的、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