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烦心事，老而难养矣.docVIP

若有烦心事，老而难养矣 身陷“老而无养”的尴尬 凌晨4点，56岁的环卫工人刘国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先接好水管，给1000多米的街道洒水，然后开始清扫。一直到快7点，满头大汗的他回家吃饭。早饭后，他还要继续另一份保洁工作。虽然远离家乡，无法和亲人团聚，但相比于在家务农，他对目前的收入还比较满意。 在大连务工的刑利民已经62岁了。他说，近几年，土地实行流转。没有了土地，村里的剩余劳动力一下子多了起来。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技术，只能无奈地选择进城干些体力活。他说他从前背100斤的货物走上9楼，大气都不喘，现在抡起10斤的锤子砸两下墙就觉得身上发虚。即使是这样他也不会选择在家休息。用他的话说，这是为了以后干不动的时候攒点“活命钱”。 年龄大、没技能。很多进入城市的高龄农民工，不得不选择环境比较恶劣的建筑业，以及保安、家政、环卫等一些低端服务业。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如何养老”是很多高龄农民工并不愿多谈的话题。在他们眼里，只要身体允许还能打工，就不会停歇，即使有了伤病也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用他们的话说，“进一次医院，半年的积蓄就没了，大病小病忍一忍都能过去。” 随着时间的迁移，当年第一批走进城市的农民工大都跨入了老年行列。2008年底，国家统计局着手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统计制度，对农民工群体的数量、流向、结构、就业、收支、居住、社会保障等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2年，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与总量连年攀升，且大都集中于制造业、建筑 业和服务业等低端岗位，其中尤以建筑业为重。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暂停了公布50岁以上农民工的占比数据。该报告也取消了之前的“农民工年龄构成”一栏，而是改用“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来代替。如果将老一代农民工视为高龄农民工，其比重达到15.2%，绝对数量超过4000万。今年4月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高龄农民工的绝对数量更进一步冲高至4685万人，占比上升至17.1%。 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其生存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将农民工纳入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范畴。随着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民工终于完全融入社会保险体系中。 虽然从2010年起，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不再排斥农民工，但由于加入社会保险晚，已经影响到农民工社会保险缴费年限的计算。根据现行规定，农民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未达到15年的，无法领取养老金。 有专家建议，改革缴费率较高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降低企业和农民工个人的缴费比例，从而调动企业积极性，也让中老年农民工有能力和信心来缴纳养老保险。但随后有反对意见称，在养老金支付能力堪忧的背景下，这一改革势必遭遇较大的阻力，即使多年后此项改革顺利落地，一部分高龄农民工也早已老去，能否享受到改革的红利，仍是个未知数。 对于高龄农民工养老难题，人们自然会想到现行农村养老制度“新农保”，但“新农保”不是免费午餐。按照要求，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可按不同缴费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参保对象在退休前缴钱越多，日后领取的养老金也越多。但正常情形下，农民工从一开始就不是新农保的服务对象，而是打工所在地城镇综合养老保险的参保主体。从2014年起，中央要求各地在三年内将此项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轨。因此，目前青年一代农民工将来的退休养老已有基本的制度可供托底，而高龄农民工退休养老困境，短期内恐难消除。 不仅如此，劳动维权也是另一个困扰高龄农民工的问题。据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副所长金英杰分析，目前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是以劳动关系的确立为基础的，现有法律规定了法定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而高龄农民工一般高于60岁，超过退休年龄继续就业，劳动关系存在与否及工伤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断，导致高龄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养老“三道保险”仍需完善 面对困窘――2014年7月，国务院将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人每月55元提高至70元。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也得到有效的累积和接续，虽然养老待遇逐渐得到改善，但依然难以解决这一代人的养老困境。对此，专家又开出了“三道保险”，即土地养老、返乡创业就近养老，以及社区养老。客观来讲，这“三道保险”本身还需要完善巩固，只有先推进这“三道保险”的改革，做好养老保险保障的筑底工作，才能谈得上相应的可靠保障。 先看土地养老。2014年底，中央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但目前农民尤其是高龄农民对于土地的收益大多是一次性获益补偿，也就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