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穿行于新旧中国之间.docVIP

1948―1949：穿行于新旧中国之间 　　编者：卡蒂埃-布勒松的中国照片，与之前西方摄影师的照片区别何在？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为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写的长篇序言《中国故事》中，有深刻分析。萨特说以前的西方人到中国来，是一种“找出异常点的游戏”：“我剪发，他梳发辫；我用叉子，他用小棍；我用鹅毛笔书写，他用毛笔画方块字；我的想法是直的，他的却是弯的。你是否注意到他讨厌直线运动，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才高兴”。（《中国故事》，让?保罗?萨特文，范立新译，中国摄影报2006年6月16日；下同）中国的古老贫穷、人口众多乃至小脚长辫，都让他们觉得“有趣”，他们的中国影像佐证着东方学中关于中国的种种叙述。直到卡蒂埃-布勒松报道了1948-1949年的新旧中国交替，西方摄影家看中国的眼光才开始转变：卡蒂埃-布勒松表现出了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赞同。萨特称其是第一位将中国人视同其法国同胞来看待的欧洲摄影家，在他的照片中，“四亿中国人像意大利的农工一样挨饿，像法国农民一样在劳动中耗尽自己，像四分之三的欧洲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一样受到蒋介石家族的剥削”，这不仅提供了共产党革命的正义性，同时也说出了一种真实：中国人和法国人、欧洲人一样，“我们都是相同的，都处在人类的状态之中”。 　　萨特作序、卡蒂埃-布勒松摄影的《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于1954年11月初版于法国，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萨特的序言立即被《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cais）、《地平线》（Horizons）等杂志转载，英国泰晤士河与哈德逊河出版公司于1956年出了这本书的英国版，同年，这本摄影集的美国版出版，美国人没用萨特的序言，而是特邀女作家韩素音写序，因内战期间，韩素音正在中国。 　　亨利　?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8.22－2004.8.4，下文简称“亨利”）与中国的相逢，无论对中国摄影史还是亨利本人的摄影生涯，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缺少了对方，便有损完美。 　　1948年12月至1949年9月亨利对中国的采访是他1947年至1950年亚洲之行的亮点之一。亨利的作品和他提出的“决定性瞬间”理论被认为“定义了20世纪的摄影”，这种“定义”建筑在两个基点之上：一个是他1930年代在欧洲等地拍摄的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的作品，另一个则是将超现实主义视觉趣味与报道摄影的叙事完美结合的报道摄影作品，而后者中两组虽然不是最早却堪称是最重要的作品都产生于这次亚洲之行：一是印度圣雄甘地（1869－1948.1.30）被刺事件，一是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倒台和共产党政权的建立；　这两组作品使亨利真正成为享誉国际的报道摄影家，奠定了他在报道摄影领域的历史地位―此前，亨利只是在玩摄影的小圈子里略有薄名而已。 　　北平：温情脉脉的最后一瞥 　　亨利的中国之行，与1947年5月7日玛格南图片社的成立有关：罗伯特?卡帕分给亨利的采访地区是亚洲和远东地区，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而直接促成亨利前来中国的则是美国《生活》杂志。1948年11月底，亨利正在缅甸，接到了《生活》杂志的电报，问他有没有时间去北平―此前《生活》已有一名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1919－，美国人）在中国，但伯恩斯忙于上海的事务，无法脱身。此时中国的战局日益明朗，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以文化古都闻名世界的北平成为一座围城，其在战火中的命运让人牵挂。于是，亨利迅速赶到缅甸首都仰光，先飞到上海《生活》杂志办事处，把妻子留在上海，然后转飞北平。这也是他何以在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China：From　One　to　the　Other）的“后记”中说：“1948年12月初，我从仰光乘飞机抵达中国，这样我才能赶到北平，此时距毛泽东的军队占领北平仅有12天。” 　　亨利在12月4日抵达北平，在北平工作了10天。1949年1月3日，《生活》杂志以《北平的最后一瞥》（A　Last　Look　At　Peiping）为题，用9页篇幅发表了亨利的照片。编辑说他在北平的10天中，“无论是沙尘蔽天的日子，还是晶莹的冰霜使天空更加明亮的晴朗日子，都无懈怠地工作着。”①而就在这10天，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四面包围―194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就是：“我军紧紧包围北平”。 　　而北平城内，傅作义一方面继续招训新兵，一方面暗中派出代表就和平解放与解放军保持接触。因此，北平局势十分微妙：城外解放军围而不打，城内傅作义闭门不战，城内百姓缺煤少粮断电咬牙硬撑，日子是天天怕过天天过，而且表面上一如从前。 　　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平的最后一瞥》中，读者看到的北平，虽然兵临城下，却依然气定神闲：人们像平常一样地走亲访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