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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新形态”发展理念的演进逻辑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实践，是世界文明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努力在于对引领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新型文明价值观形态、对于新质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严肃思考和实践探索。作为对“西方文明”主宰下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性超越，中国为全球共享的文明新体系、发展新形态贡献 “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的智慧；着眼中西文化选择之间激烈交锋、冲突以及复杂博弈的非确定性情境，面向未来，无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还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五大理念”，其所承载和彰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新文明理念的愿景预期、合理形态的制度价值实践、新文明人格类型的确立与塑造，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和命运的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 　　〔关键词〕 文明新形态，中国发展道路，价值逻辑，五大理念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4-0013-05 　　合理的发展观引领文明不断进步。文明作为发展成果的深层表征，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投影”和价值积淀，是人类自主性不断攀升的高度。特定发展实践中的文明与文化紧密相连，文明自我确立的过程，一定是有效地吸取并辩证地扬弃某种文明的过程。 　　文明的演进历程，包孕着人类历史在艰难曲折中行进的全部密码。由于本民族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模式自主探索方式的差异，现代社会发展与文明对话的“现实”和“常态”理应遵循其普遍的伦理正当性规制，在相互走进、观照之中，容忍差异、兼容并蓄，求得自身的丰富和圆融。自20世纪以来，中国以民族复兴和富强为价值追求，融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最终找到了一条既能体现自身文化传统，又能充分彰显自身独特制度优势的新文明之路。这种新文明的精髓在于向世界表明：中国追求、倡导和实践的“文明新形态”，不仅关切的是本体论层面上发展之哲学理据的批判性反思，同时对价值观层面上人本理性进行持续追思和审视。其实质是在合理性与正当性诉求意义上，研究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之间契通的路径问题。 　　一、“西方文明”逻辑规制的历史性反思与实践超越 　　人类文明进步伴随着对旧文明发展逻辑的反思。从学理上讲，价值理念是文化与文明的精要和内核。任何一种文化与文明形态，必然伴随着与之相应的价值观。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优劣的较量，一定是依托其所内蕴、体现、代表和彰显着的某种确定的价值理念。一种文化理念和文明价值观要想成为世界的并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必须具备上述品质。 　　（一）中国文明新形态的方位探寻：超越纯粹的知识论 　　早在20世纪初，当中华民族的文化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实际上是丧失了本民族的发展方位和坐标），从而展开所谓“中西文明之争”，以找寻中华文明之稳定的内生动力和明确指向。这一论战，首先是对中西两种文明形态、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反思、比较、观照和评判。具体而言，基于对发展道路的自主探寻，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论争从明末清初算起，前后经历了四个多世纪。400余年，中西文化论争经过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发生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明末清初，以传教士利玛窦等为代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介绍西方的天文理算。第二个回合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嘉年间，争论重点是围绕中英如何实现平等通商。这两个回合之结束，都以一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事件而没有达成结果：英国人不按照中国皇室的礼仪朝拜皇帝，两种文明失去了照面、沟通的机会。接下来的第三个回合发生在“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清朝一群文化保守派掀起“严华夷之辨”，又一次阻止了社会转型之契机。第四个回合从“清末新政”（20世纪头10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出现了一系列堪称革命性变革的事件，这是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专制，寻求民主、自由的过程。各种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合作主义、工团合作主义）竞相粉墨登场，挑战“国粹派”的主张。其结果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后在制度、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民党“新式独裁专制政府”长期统治的形成。第五个回合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又经历了两次文化论争。一方面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内追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所谓“兴无灭资”；另一方面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又经历了一次正面交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了通向自由、平等、公平等文明大道的新的路径。 　　学者赵汀阳立足文明变革视野之社会发展的宏阔格局，从现代文化历史主题变革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类文化交往实践向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