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知识产出与学术风格.docVIP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知识产出与学术风格 　　摘要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是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专门学校（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校刊，也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系统地统计分析该刊论文的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和总结该刊在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影响。 　　关键词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文华图书科季刊》 知识产出 学术风格 文献计量学 　　1 引言 　　提到民国图书馆学，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是一次运动、一所学校、一个协会、一群闪亮的名字。例如，最近几年，吴徐年、韦庆媛、郑锦怀、顾烨青等对刘国钧、戴志骞等民国图书馆学人和图书馆协会展开的系列研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师生及毕业校友对文华精神和文华系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的系统总结，都非常具有典型性和影响力。 　　与之相对的是，图书馆学界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的关注度略显不足。因为大多数治史的学者都把民国图书馆学期刊作为一手史料来用，如李小贞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为一手资料研究民国时期中西图书馆的馆际交流。也有一些文献将民国图书馆学期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期刊史研究，如陈焕文、谈金铠、李万健、范凡等对民国图书馆学期刊的集体素描。把刊物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和对象展开专刊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谢灼华对《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浙江图书馆馆刊》的研究，吴永贵对《文华季刊》的学术旨趣和精神特质的研究，刘宇对《图书馆学季刊》的研究，邓咏秋对《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述评，王阿陶和姚乐野二人对《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专刊研究多是从中观或宏观层面，对刊物的功能和历史价值进行述评，对刊物本身微观特征的呈现和解读有待深入。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和历史计量学的方法，试图通过《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下简称《文华季刊》）的计量特征对其学术风格进行解读。 　　2编辑出版与发行 　　2.1编辑出版 　　民国图书馆学三大期刊中，《图书馆学季刊》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可谓出生名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官方媒体，两者在创刊伊始就受到了图书馆界、乃至整个民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呵护，这一名门气派从为刊物赐稿、题字的众多文化名流就可见一斑，如梁启超、胡适、马叙伦、沈兼士等等。此等辉煌，在今日图书馆界已不可重现。 　　同样身为图书馆学三大期刊之一的《文华季刊》，办刊资源“依托的主要是本校的师生和校友资源”。1928年，《文华图书科季刊》由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刚刚入学半年的庚午级9名学生创刊，1929年1月20日创刊号正式发行。 　　1930年，《文华季刊》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首先，从第2卷第1期开始编辑排版由竖排变成了横排，更加符合新式书刊的形式。其次，刊物获得蔡元培先生的亲笔题字，这对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成立了“武昌私立文华图书科专科季刊社”，由毛坤、钱亚新、徐亮、朱瑛、邓衍林、董铸仁、朱用彝、黄连琴、骆继驹等9人组成编辑、出版、发行三股。毛坤任社长，兼出版股股长；钱亚新任副社长，兼编辑股股长；徐亮任发行股股长。同时，还发布《季刊社规程》，实现了刊物的规制化建设。至于季刊社具体何时开始主持《文华季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谢灼华推断应该为1930年夏秋之际。这一推断应该比较可信。1929年至1930年，正值图书科与华中大学分道扬镳之际。1930年下半年，图书科独立建制之事基本尘埃落定。“1930年6月20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掌校董事会决议：‘本校已于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为办事便利起见，应行独立，惟课程方面仍可与华中大学协作一切。”，同年12月，正式启用“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印章，沈祖荣为校长。正是在这样的组织变革背景下，文华图专借此独立之机将一份学生刊物转变为正式的官方校报，这也是刊物第2卷第3/4期合刊印发的背景原因。 　　虽然文华图专1931年已经正式脱离华中大学，但是直至1932年3月刊物才正式更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卷期号顺延。更名启事宣称“文华图书科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后改名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本刊自第四卷第一期起亦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归一致。”从此直至1937年12月出版第9卷3/4合期后停刊，《文华季刊》前后历时九载，是民国时期少数办刊时间超过5年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之一。 　　2.2销售发行 　　《文华图书科季刊》起初虽是一份学生主办的刊物，但是却没有止步于自娱自乐的小范围之内。刊物从1929年出版之始即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代售处设在武昌察院坡文化书局；每期定价“二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武昌察院坡是武汉三大文化街之一，这里书店林立，毗邻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