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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消费的攀比性与主观幸福感 　　作者简介：范红忠（1967-），男，湖北省武汉市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博士，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研究; 　　范阳（1990-），女，江苏省无锡市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JL05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901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90026） 　　摘要：为了研究我国居民住房消费的攀比性及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对武汉居民的随机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代表性居民住房消费对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住房面积的弹性约为0.7，这表明居民住房消费具有重要的向上攀比性。采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进一步研究攀比性住房消费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居民住房面积与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住房面积相差越大，居民幸福感越低;然而，如果代表性居民的住房面积超过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的住房面积，其幸福感将不受其住房面积和亲友住房面积的影响。这意味着，过大的住房面积“对他人有害，对自己无益”。 　　关键词：住房消费;攀比性;相对住房面积;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2015.03.012 　　住房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住宅面积有了大幅度提高①，但是绝对人均住宅面积的提高一定意味着居民幸福感的增加吗？ 　　在经济学中，存在一种消费攀比现象，认为人们在消费上互相影响，个体的偏好不仅同他自己的消费量有关，还同社会中他人的消费水平或经济中的平均消费水平有关;个体的效用与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正相关，也与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或攀比水平）负相关＼[1＼]。 　　但是，如果居民的住房消费存在着攀比性，居民会仅仅满足于和其所在群体的平均水平攀比吗？有些商品如珠宝、汽车、住房等相对于其他商品如食品、保险、闲暇等是更加能显示消费者地位的，消费者对这类商品进行炫耀性消费以显示其财富并由此感到满足。居民的住房也属于显示性财产，如果居民的住房面积仅仅与其亲友的平均水平相当，则只能为其提供基本的满足和尊重，但居民无从炫耀;只有当居民的住房面积高于亲友中的平均水平甚至处于领先地位时，居民才能通过住房显示其财富水平并由此得到荣耀。因此，向上攀比是更可能出现的现象，即居民更倾向于和其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进行攀比，而当居民由于购买力约束无法实现这种追求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本文从居民满意住房面积和其住房条件较好的亲友住房面积的关系出发，使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居民住房消费的向上攀比性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通过分段子样本检验，探讨了不同住房水平下攀比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和计量分析模型 　　相对于宏观数据，微观数据更适用于考察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因素对居民住房需求的影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城乡创新发展课题组针对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情况调查所获取的微观数据。课题组于2013年7月至8月与武汉市客流较大的几家大型超市（包括武汉家乐福光谷店、武胜路店，中百仓储友谊路店、阅马场店及吉田路店）进行了沟通，在每日客流高峰时期（晚6点至晚8点）对排队等待付款的顾客每隔五名进行访谈调查以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和随机性，共回收有效问卷480份。 　　由于受访顾客不署名，调查结束后双方几乎永无见面可能，因此受访者不必担心个人隐私会被暴露，可以更放心地填写个人真实信息;同时，受访者在排队等待的十几分钟内无其它事可干，在明确调查目的仅为纯粹的经济学研究后，被拒绝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访谈主要是对家庭住房消费进行调查， 包括的主要问题有：“您在本市的住房面积是多少？”、 “您觉得你本市的亲朋好友中，住房条件较好的人平均住房面积是多少？”等。本文采用居民在本市的住房面积作为居民住房需求的衡量指标，采用居民亲朋好友和同事中住房条件较好的人平均住房面积作为居民住房消费攀比性的衡量指标。该调查中还包括问题：“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居民以1～6分分别表示为其主观幸福感打分，1分表示很不幸福，6分表示很幸福。本文采用居民对该问题的答案作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衡量指标。另外，调查数据对每个受访者的个人信息也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包括居民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情况、婚姻状况、就业状况等。这些信息为研究住房需求的攀比性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 　　本文沿用了新古典消费行为理论分析框架，设定模型为： 　　hsq=f（y，p，X，feq）（1） 　　借鉴Fontenla